第四章（2/2）
很简单啊，打到他们服软为止。
王叙家有两百亩地，钱一定不少，他们随便找十来个护院闲汉，往杨七、郑八、刘九、高十家边上一站。四户人纵然不愿意，也只能忍气吞声，否则在本乡无法立足。白契这种东西，虽然法律上没效力，可被拳头大的人拿在手里，一样管用。
这就是血淋淋的地方生态。
尽管利用了种种手段，王叙家的田地还是不能全部避税。他继续贿赂主事，把自家二十亩上好的水田，在档案里全改成盐碱地，直接篡改了土地等级，原本是重则，这下子变轻则了——此谓“埋没”。
王叙觉得不放心，又托人在京城找了一个本乡籍贯的进士。那位虽未释褐授官，但已有资格享有减免赋役的特权。他把自家五亩田地托献到人家名下，就不必交税了——此谓“诡寄”。
王叙想了想，光是避税赋还不成，徭役也挺讨厌的，得想办法避免。
按照大明规矩，每一户人家，都要按照丁口数量分等，多者上户、中户，寡者下户。上户派出的应役丁口，要比中户多，中户又比下户多。
在各方有力人士的帮助下，王叙先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出去，分列在不同甲里。一个大家分裂成三个小家，户口等级立刻就从上户变成中户了——此谓“挪移”。
可王叙仍旧不死心，又缠着里长，在黄册上硬把自家的“中户”改成“下户”，让服徭役人数字进一步变少。里长说改好办，但每一里每年应役人数是固定的，你改成下户逃过去了，我怎么办，总不能拿自己家人填吧？
两人琢磨了一下，里长大笔一挥，把本来丁口极少的高十家，从下户改为上户了。
高十一听不干了，我家里一共就俩壮丁，本来一个应役一个耕种，勉强度日。现在您给我改上户了，两个都得去应役，那家里不就完蛋了吗？
要知道，官府的徭役可不光是十年一轮的正役，每年各种杂泛之役和临时之役十分繁重，基本上应满一年得脱一层皮。
里长压根不搭理他。高十要去县里上告，可县里直接驳回了——想告状，先跟你们里的乡老商量去。可乡老和里长是穿一条裤子的，高十站在原地，陷入了无边的绝望。
这时王叙笑嘻嘻地过来，说你家田地反正也没人种了，不如卖给我。高十哪里肯卖，可不卖家里就要饿死了，只能忍痛交割，自己别无选择，只得沦为佃户。
王叙不光逃了徭役，还得了良田，贪心更炽，连下户的徭役都干脆不想服了。他又一次找到户房主事，把本里黄册涂抹一番，把应役次序给改了。
咱们前面说了，里甲应役是十年一轮，每一年都有一甲轮到徭役。王叙家本该是乙年服役，被主事一改，和丁年服役的刘九对换了一下。刘九想也没差别，就同意了，乙年去应役。结果到了丁年，主事又改了一次黄册次序，把王叙家改回乙年，刘九赫然还得服一次役。
刘九大惊，想要抗辩，可想到高十的遭遇，只能忍了。王叙家就这么舒舒服服地埋没土地、避开了税赋徭役，把负担飞洒给了其他贫困人户。
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可在大明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万历二十五年，宜兴知县秦尚明愤怒地说：“十五之中，上户诡为中户，中户诡为下户，甚者上户竟等下户，而下户更过之。以贫民而代富民之役，奈何能均。”
“奈何能均”四字，当真是触目惊心。张萱在《西园闻见录》里感叹道：“田连阡陌者诸科不与，室如悬罄者无差不至。”正是这么一番景象。
王叙的故事还没完。
他家坐拥大批良田，又不必有负担，财富迅速积累起来。他主动修桥梁、铺民道、立祠堂、开私塾，偶尔周济一下穷人、资助一下读书人，很快就在乡里树起权威。他把家里多余的银钱，放给别人做高利贷，破产的郑八、刘九、高十都不得不来找他，收益比田租还高。
靠着殷实家底，王叙的儿子再不必操心农稼，专心读书，很快考中了状元，在朝为官。王叙家的社会地位再拔高一层，可以光明正大地免除赋税徭役了。而且王家所有的佃户、奴仆，都算作王家私产，不入黄册。郑八、刘九、高十的孩子们，不得不过来依附。
等到王叙的儿子告老还乡，已成显赫乡宦，且与其他官场中人联络紧密。一代一代下来，遂成势力。
在王叙的发家历程中，我们看到：从甲首、里长、乡老这些自治体成员到衙门胥吏，沆瀣一气，和地方富户勾结在一起，把黄册、鱼鳞图册当成私有之物包办，不断把负担转移到贫户身上，形成一整个链条上的腐败，分摊风险和利益。
这在大明有个专门的名目，叫“团局造册”，现在也有个类似的词，叫“窝案”。在大明历代朝廷文书里，几乎都反复提及这个词，饬令各地严查，可见“团局造册”之猖獗。
严格来说，“团局造册”不算一种作弊手段，而是一切作弊手段的前提。大部分手法，都得靠“团局造册”才能实现。
朝廷对此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基层不是直管，他们所拿到的数据都是间接的。
比如，你是个现代人，民政局想搞清楚你的户籍情况，一家几口，是否结婚，不用找任何人求证，电脑里随时调得出来；但如果回到古代，你有几个娃、几亩地，县里老爷不可能亲自下乡一户户去数，只能靠里长、甲首、乡老、粮长这些地方自治团体代理人来收集、具保和上报。
换句话说，只要你搞定这些代理人，上头很难查证真伪虚实。
不过这种“搞定”本身很昂贵，底层百姓无法负担贿赂成本，只有王叙这样的乡绅、豪强以及富户有能力做。有钱人越哭越富，穷人却根本没有哭诉的渠道。于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诚如顾炎武所言：“富户操赢以市于吏，有富之实，无富之名。贫者无资以求于吏，有贫之实，无贫之名。州、县皆然。”
除了之前讲的那些，这些人还有很多手段，比如虚报死亡、隐漏资产、改换户籍、虚报灾荒、捏甲做乙、浮收税粮。总之，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每一个手段背后，都是大量利益输送。
甚至连黄册本身，都有大利可图。
黄册的攒造，朝廷是不出钱的，由各地官府筹措资金，这笔钱自然也会摊派到基层百姓头上。很多明代县志里都有记载，一县黄册攒造的总费用，正常来讲多则百两，少则五十两——注意这“正常”二字。
百姓并没有议价权，官府说收多少，就只能交多少。官府大可以找他们收取两百两，一百两造册，一百两落入自己囊中，又成了一条生财之路。
我说的这个假设，价格其实还保守了。
万历二十年有一位黄册库官员途经河南，出于职业习惯，打听了一下当地的黄册业务，吓了一跳：“闻民间有言，军、黄二册加派纸价，至千两之外……大县不过二三百里，小县仅数十里。一里造册一本，每本不过一二百页（叶），纸价几何，而动派千金耶？此非积猾之冒破，则为有司之垂涎耳！”
一千两造价的黄册！
贫穷和善良，生生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有如此花样繁多的作弊手段，接下来的发展，不难想象。豪强乡绅勾结里甲胥吏，肆意涂抹黄册，欺瞒中枢，在中间环节榨取利益，并大肆侵占自耕农土地。
如果社会有足够的流动性，情况还不算糟糕。比如宋代不抑兼并，但商品经济发达，户籍宽松，老百姓尚且有别的出路。可大明的治政原则，是把民众在原地死死钉住。这时候你再搞土地兼并，那真是要人命了。
其结果就是，下层百姓负担越来越重，限于户籍逃无可逃，而朝廷所获得的税赋却越来越少。反而是盘踞中间的这个利益集团，吸血吸得大大肿胀，形成血管里的一个梗阻。
当这些梗阻遍布全身时，大明也就差不多了。
海瑞海刚峰做过知县，对底下这些弊情一清二楚。他有篇文章，专论里长之弊：“（里长）凭势作威，当大役而有壮丁之重派，应卯酉而有连累之诛求。或混扶甲首，以显售其奸诡之谋；或妄开甲干，以阴行其贿赂之术。有钱者遍为回护，善柔者不行扶持。事兼利己，则同甲首作弊以欺府县；事止利己，则假府县名色而剥甲首。百计取钱，无心抚恤……”
除了民户的种种作弊之外，其他户籍同样问题多多。
前面说了，大明户籍除了民籍，还有军户、匠户、灶户等职业户口，他们的黄册是单独册立，并由各自主管部门管理。比如军户就有专门的军黄册，归兵部负责。
理论上军户可以免掉一部分徭役，可还有大量临时性的杂泛差役，无法免除。更惨的是，他们是军户，还必须去应军差，这负担就更重了。
比如说吧，每一户军户，都要出两个壮丁去卫所服役，一个作为正军战兵，一个作为辅兵余丁，后者在军营里劳动来养活前者。除此之外，家里还得留一个继丁，平时从事生产养家。一旦军中的壮丁跑了或者死了，这个继丁就得进入军营勾补。
勾补的规矩特别狠，如果你家里没有成年壮丁，就得把孩子登记入册，还有个专门的名目叫“幼丁”。
更有甚者，大明要求军人不得本地服役，入卫补伍都得去外地。这一路上的盘缠给养，也得军户来承担，更不用说还要受清军官和各级长官的盘剥勒索之类了。
负担如此之重，军户所享受的福利却十分微薄。按照洪武年的规定，民户有两丁人口，就能担任小吏，而军户要五丁，而且最多只能让一人为生员，上升通道颇为狭窄。
其实军户也算良籍，可以参加科举。历代军户出身的内阁大佬不少，比如张居正、李东阳、高拱、赵志皋、王家屏等等。而且在整个明代科举中，军户在庶吉士的比例也颇高。不过这些都是军户中的官员阶层或富户，一来家族扩大，有足够人手；二来有钱，供养得起读书人。
对绝大部分底层小家小户来说，光是应付勾军就已经竭尽全力，哪里还顾得上其他。
上头大概也明白军户的状况，所以严令禁止离籍转户，军户子弟不得过继、不得入赘。没办法，真放开了，估计人早跑光了。洪武年间，就有数万军户逃亡；正统三年（1438年）有一个统计，当下在逃军士的总数已高达一百二十万人——天下卫所才多少人？可见军户生活之苦。
这些军户最大的心愿，就是转成民户，洗脱这些限制。虽然《大明律》严禁如此行事，但法律归法律，架不住地方上的花样百出。
咱们再虚构一户人家举例，姑且叫张大吧。
张大家是军籍，籍在休宁县附近的新安卫，家里五口人。他实在受不了军户之苦，就偷偷联络了当地第五图的里长，央求入民籍。
里长带着他找到休宁县户房的书手，送了二两银子。户房这位书手大笔一挥，给第五图的里册里多加了一个户口，将张大家的四口人都移到这个户口之下。
然后张家到卫所那边，报了个全家死光，只剩一个张大的老母亲。于是在军黄册里，这家人只能挂去畸零户，没法应役了。等到张大的老母亲一病故，这家人在军黄册里彻底绝了，直接列入开除。张大一家，则洗脱成了民户，幸福地在当地生活着。
罗二也是军户，很羡慕张大的境遇。可他家里没钱，找不到落地的民里。他一咬牙，带着全家连夜跑了，一路从徽州跑到江西南昌府，谎称是流民，置买田地，就地落成民籍。因为古代通讯不发达，没有全国数据库，原来的卫所纵然知道他跑了，也无可奈何。
军户毕三也动了心思，可他不想离开原籍，只好另外想办法。他眼看要去远卫所充役了，就把自己大儿子入赘给近卫所的朋友，这样至少有一人不用被勾补入卫。他临走之前，恰好老婆又生了个小儿子，赶紧过继给附近的民户家——这些都是违法的，可黄册总是人写的嘛，使钱下去，总能解决。
等把这两个孩子都安顿好了，毕三就在充役的半路上失踪了，据说是被盗匪杀死，死无全尸。军中一查，他家里没有任何壮丁勾补，也只好作罢。毕三偷偷跑去一处寺庙出家，法号“三无”，混了个度牒返回家乡，堂而皇之地还俗，以佃户身份附籍在先前过继了小儿子的民户家里。
经过这么一番眼花缭乱的操作，他们全家终于洗成民籍，再不必受勾军之苦了。
还有一种绝妙的办法，叫“挪移”，对，乾坤大挪移的挪移。
比如说吧，张二一家，本来属于饶州千户所的军户，生活很痛苦。张二纠集了同甲的几户人家，贿赂也罢，胁迫也罢，硬是把这一甲的所属，改到了建阳卫。
饶州离建阳不远，但是两者分属江西都司和福建都司。这么一改，饶州千户所便不能从张二家抓人充役，人家是建阳卫的。而建阳卫呢？可能压根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就算知道，也不可能派人跑到江西地面上来执法。
两边都管不着，张二这一甲十户，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在夹缝中生活下去了。
类似的逃亡方法还有很多，充分展示了军户的无边智慧和怨念。
朝廷深知其弊，可也没好办法，只能反复要求“都司、卫所、将应勾军人逃亡年月逐一造册呈报兵部，转发其各司、府、县清军官。凡遇册到，将所清军黄册籍磨对相同，行拘原逃正身，或应继人丁”。
更可笑的是，为了怕军户做手脚，还特别要求，军户子弟不得参与军黄册的编造。就连驳查，都不得用军户出身的国子监生。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军民，想要在户籍上做手脚，无论手段如何，最终都指向同一条路——篡改黄册；而无论改什么内容，最后都会落实到一个最现实、最技术的问题——如何篡改黄册而不被人发现。
一般的手法，在黄册上直接填入假数据即可，手段无外乎挖改洗补。
反正黄册都是手填出来的，在上头直接走墨改字即可。实在改不过来，索性挖下一块，重新把别纸补缀上去。还改不过来，拆下绵索，抽走旧页，补入改页。只要大家提前说好，上头无从追究。
用墨改字的情况，在民间极为猖獗。以至于弘治三年的时候，有官员专门上书，建议以后编造黄册，不光要给地方一个标准字体，还得规定字号。把字写得大一点，容易检阅，就没办法洗改了。
修改原册的麻烦在于，得经得起层层检查。上级有可能没查出来，也可能查出来，你为策完全，不得不一级一级往上贿赂。
顾炎武专门谈过这个作弊技术：“填于红图不可改矣，则改于黄册；印于黄册不可易矣，则公为洗补。不得于小里，则货都总妄坐于小里；不得于都总，则货县总妄坐于都总。”
因此，有聪明的不去贿赂主官，直接去找具体经办小吏下手。甚至有人胆大包天，连小吏都不用找，去找运输队。
黄册攒造完成之后，会一步一步转送至县、州、府、司以及中央后湖，中间要经历数次转运。你只要事先买通解送人员，在半路开箱子直接改册，连给官员的贿赂都省了。真是胆大包天。
不过别忘了，黄册里有四柱之法，可以查到过往一切数据。你光是伪造了一期之数，前后对不上，终究是个隐患。哪天碰到个认真的驳查人员，可能就会东窗事发。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修改旧档。把历史改掉，大家便不会知道你现在的猫腻了。
虽然黄册库戒备森严，难以混入，可不是有句话嘛：“只要思想一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大利当前，胥吏们也是绞尽脑汁，奇技百出。
咱们试举几个比较奇葩的例子。
按照后湖驳查的流程，监生会把发现的问题做成驳语黄册——后来改成浮贴在原黄册内，户部会将其打回原籍，勒令修改。修改完成之后，再呈递上来，监生根据驳语检查，发现切实修改无误，再入黄册库。
很快有聪明人发现了其中的漏洞：监生在二次驳查的时候，只会复查驳语相关的条目，其他内容不会再看。
于是他们就发明了一招极巧妙的“声东击西”。
还是举例说明。
王叙家新得了两亩田地和一头黄牛，这两项事产需要列入新一期的黄册。王叙想把它们瞒下来，可急切间只贿赂了里长，没买通县里的算手和书手。
里长宽慰他说，别着急，有办法。
等到开始攒造里册，里长老老实实地把这两项写进去，丝毫没有作弊。不过他把另外一项数据，王家的丁口，故意少写了一人。
里册递了上去，层层呈递到后湖，很快这个疏漏被驳查监生发现。监生在原册上贴了一条驳语：“查某里某甲王叙人户本期丁口虚减一人，查理与旧册实在不符，驳回本管实核重造，不得迁延云云。”
这本里册被层层掷回到第五图。里长拿着旧册，重新造了一本新的，诚实地把丁口数补回一人，然后偷偷抹去了王叙家的两亩地和一头牛。
册子被再次送到后湖，监生拿着驳语记录一看，嗯，不错，丁口数确实改正了，至于其他内容，上次已经审核过一次，不必复查了。
就这样利用流程上的漏洞，王叙家篡改的记录得以顺利进入库房。以后一旦田地起了什么纷争，去查旧档，则再也看不出什么痕迹了。
此非笔者妄编，且看两个真实案例：
成化十八年，在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的五贤乡，出了这么一个案子。当地二十九都的里册交上去，驳查人员发现，该都的第一里第一甲有一户，叫谢得安，户籍似有涂抹痕迹。比照之前的黄册发现，这家伙本是军籍，却改成了民籍。
驳查大笔一挥，责成原籍重造。等到二十九都把重新改好的黄册再提交上来，驳查监生一看，谢得安已经删掉了，便准备批准入库。可这人恰好很细心，觉得这本黄册页数似乎变多了，随手翻了一下，不由得大惊：这本新黄册里，居然多了谢亚兴等十一户人家。
再一看，这十一户人家，也是和谢得安一样的军户籍。
很明显，这是一起大规模“军户逃户入籍”事件。他们先推出一个军户谢得安吸引敌人火力，然后在新册里偷偷把其他逃户做进去。若不是这些人太过贪心，一次篡改了太多户籍，说不定驳查根本无从发现。
同期还有个案子，这次的发生地是山东济南府章丘县明秀乡。
明秀乡位于官道之上，乡里设有一连串驿站。根据交通工具的分类，这些驿站可以细分为船站、马站、牛站、驴站等等。每一处驿站，都有专门的站户，他们世世代代都要在驿站服务，也属于职业户的一种。站户的生活状况很惨，负担奇重。他们也无时不思念着改换户籍。
在这一次的驳查中，监生发现明秀乡的第九里第五甲有疑点，有王九住等三户人家，本来是驴站户，却赫然改成了民户。
这本册子，立刻被监生驳回重造。等到新造黄册再次送回后湖，监生发现王九住等三人被抹去，可又加了阚长等十二户驴站户偷偷摸摸进了民籍。
这个声东击西的手法，和宜兴县的办法几乎一样。
当然，大明朝廷也不傻。这两件案子让他们意识到规则上的漏洞，及时加以补救。
从弘治十二年（1499年）开始，有疑点的黄册不再驳回重造，只把问题项单独开列成总册下发。地方只需将问题项进行改正，单造一页送至后湖。驳查人员审核无误以后，将改正后的单页补进原先的黄册中，并附页说明改正缘由，用印标记。
如此这般，才算是堵住了这条路。
于是劳动人民又发明了一个更叹为观止的办法。
不是说旧档难改吗？那么只要设法让旧档彻底消失，就没问题了。虽然后湖戒备森严，人很难进去，但不代表别的东西进不去。
这个手段，得从黄册的制作工艺讲起。
大明朝廷有规定，黄册的封皮册壳硬纸，必须使用黄色或青色。这个黄纸，是用黄檗汁浸染而成。
黄檗树是一种芸香科的落叶乔木，可以入药，也可以用于染色。将黄檗第二层树皮进行熬煮，只要把纸浸入液体之中，便能染成黄色。更绝妙的是，黄檗树皮里富含小檗碱，对于杀虫防蠹有奇效，印出的书可以经久不坏。
早在晋代，著名道士葛洪便已用黄檗制造黄麻纸来印制道经。他也因此被尊为染坊业的祖师。
不过这种染色方式成本很高，古人往往不会把每一页书都染黄，而是将黄麻纸制成护书，夹在书本里，也有驱虫效果。
朝廷要求黄册封面染黄使用黄檗汁，是出于保护纸张的考虑。可是这些册子的制造费用不归朝廷管，每一个里得自己掏钱去造。
很多人舍不得用黄檗这么昂贵的染料，偷偷改用石黄。
石黄属于矿物染料，价格低廉。先将石料打碎，再研磨成细小颗粒，最后碾成粉末状。在制作黄册的时候，把这些粉末和水调好，直接抹在纸面上，就像是涂上一层胭脂似的。不光是黄色，其他矿物颜色也可以如此上纸。这种上色方式被称为粉饰。
乍一看，石黄粉饰和黄檗染黄并无区别，但驱虫效果天差地远。
除了染料质地，朝廷对于黄册的装订方式也规定得特别细致。
最初黄册是用糨糊，每一页的右侧刷一条浆子，逐页压实，形成一册。明代的糨糊多用鱼鳔或树胶熬制，可民间嫌麻烦，大多是用米、麦、菱藕磨碎成粉，加酸酒进去加热而成。这种淀粉质地的糨糊，加固效果还行，但特别容易招虫子。
所以朝廷在弘治年间下了一道命令，要求装订方式改成线装，即在纸上钻孔，用细棉线穿扎起来。如果一定要用糨糊，就必须掺入明矾、花椒末等物，以防虫蠹。
这些要求很科学，可惜却不实用。每一期送来的全国黄册有数万册，你让管库的人怎么检查？就算有精力检查，也没有技术手段来分析每一本的染料和糨糊成分。
这个破绽，很快也被地方给利用起来了。比如说哪位胥吏想要作弊篡改，就先攒造一册黄册，数据完全真实，绝无作弊，但在装订时，会在石黄粉末和糨糊里掺入蔗汁、蜜水等物。
这样一来，封面和书脊会变得颇有甜味。而纸张的天敌衣食虫——古称蠹鱼——最喜欢吃糖类及淀粉等碳水化合物，看到这盘大餐端上来，焉有不分而食之的道理？
这种册子的蛀蚀速度远胜别本，不出数年，好端端的一本黄册便会化为一堆粉末，原始记录荡然无存。这时地方上再施展些手段，便不用怕驳查来打脸了。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黄册库官员上书诉苦，说：“先年法例严明，人知畏惧，纸张无粉，俱堪经久收贮。近年……吏胥、里书人等玩法欺公，故将粉饰纸张攒造，面糊壳面装订。尚未及数年之间，虫蠹易生，蛀蚀腐烂，以致无凭查考，希图日后作弊，狡猾百端。”
瞧瞧，洪武年、永乐年的老册子，至今已经一百六十多年，尚算完整；反而是近年来的新造黄册，蛀蚀速度极快。尤其是南昌府的分册，经常一县黄册全数蛀蚀无存：“纸张如粉，灰末成堆，都图丁缠（产），蛀蚀腐烂，难以辨认。但经一揭，纷纷而碎。”
这一招能杀书于千里之外，无声无形，可谓是黄册中的刺客。
朝廷也知道这些弊端，每一次攒造黄册，都反复强调不得粉饰、要用绳编，可是无法从根本上杜绝。
当然，也有人嫌这个周期太长，急不可待。怎么办？还有个简单粗暴的办法：直接买通管册小吏下手。
正德五年，后湖爆出了一起大案。
在江西南昌府的丰城县，有一个当地人叫陈季三。他爹叫陈质，曾经谋夺了邻居熊思明上好的塘田，为此贿赂户房，偷偷篡改了地方上的青册。到了陈季三当家的时候，熊思明家里闹将起来，嚷嚷着要查个明白，要去开后湖黄册库查验。
陈季三自然不肯吐出到手的肥肉。他一打听，得知从洪武年间开始，每十年就会有一份档案留在南京后湖。他爹陈质能改地方档案，可改不了中枢黄册库。如果苦主要调后湖黄册比对，肯定会露馅。陈季三冥思苦想，被他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
他先买通了押解黄册去南京的负责人，请求队伍多耽搁几天，然后自己先一步跑到南京城。陈季三在南京城溜达了几圈，很快就和一个叫高景清的后湖黄册库匠搭上了线。
高景清的日常工作是晒册，即定期把库房内的黄册拿出去在太阳下晾晒，以防潮防虫。这份工作在洪武年间还算轻松，可到了正德年间，黄册累积数量已经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即使每天轮番晾晒，一年到头也不得休息。
更惨的是，后湖环境太差。每十年来一次的驳查监生都叫苦连天，更别说这些常年居住岛上的杂役。他们“不谙调摄，致生寒虐等病……抱卧日久不痊”，一旦生了病，只能坚持到过湖之日才能去看医生。
晾晒工作繁重，银钱少，工作环境又特别恶劣，这让高景清很是郁闷。当陈季三提出请他帮忙，还捧出一大把白花花的银两时，他立刻就动心了。
这个忙，其实特别简单。
由于高景清的工作性质，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接触到贮藏的黄册。陈季三希望他进入洪武二十四年和永乐元年这两期库房里，把南昌府丰城县载着自家先祖情况的里册摘出来，毁掉塘产部分。
高景清收下陈季三的贿赂，将这两期黄册的相关页数扯下烧毁。这样一来，熊思明再想打官司，便查无可据了。这份塘产，从此便舒舒服服地坐实在陈家名下。
这件案件怎么被揭发的，史书上并没有说。从只言片语的线索推断，应该是高景清扯下这几页纸，本欲烧毁，奈何后湖不得动明火，他只能趁休假时带出去。结果在过湖时，巡检例行搜身，在他身上搜出这些黄册纸页。
后湖给事中何亮、主事毛骙得知这件事，不敢隐瞒，急忙上报。朝廷对这件弊案实在是怒惊交加。怒的是，这些升斗小民居然敢对中枢黄册库动心思；惊的是，后湖管理如此松懈，此前到底发生过多少类似事件？
如果一个普通百姓都有胆量、有能力对中枢黄册动手脚，只怕这大明要完。
天子雷霆震怒——不对，正德皇帝对这个应该不关心，雷霆震怒的估计是首辅李东阳。于是陈季三、高景清各自枭首，一个脑袋挂在了江西布政司的黄册库前，一个脑袋挂在了后湖黄册库前，公开示众，以儆效尤。
江西布政司黄册库的主官和属员，因此也被提问惩戒。而后湖黄册库的两个主官，本也该受罚，但这件案子是他们自己举发，侥幸免罪。朝廷还责成江西巡按御史王士昭重审田产案，把塘田断回给熊思明。
朝廷痛定思痛，考虑到后湖杂役确实生活艰苦，决定稍微改善一下。每次开湖特许应天府派遣医师两人，登岛巡诊。用何亮的话说：“庶恩泽普及，而生命赖以全活；晒晾不误，而册籍得以保护。”
类似的翻墙案子，在黄册库的历史上屡见不鲜。陈季三过于倒霉，摊上被抓。没被抓的，不知还有多少呢。
前文所说的种种作弊手段，还只是大略分类，往细了说还有更多手段。总之，无论朝廷想出多少条防弊之术，民间总能迅速想到与之对抗的办法。上头三令五申，寄希望于严办严查，下面却总能利用人性的漏洞。
大明近三百年的时间，黄册对抗始终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正德年有一位经历过数次驳查的官员史鲁，他曾经哀叹说：“承平日久，弊伪渐滋。中间埋没、诡寄、不明违例等项，一次多于一次，一年甚于一年。牛毛茧丝，不足以喻其繁；条分缕析，不足以语其劳。”
“牛毛茧丝”四个字，当真是这场黄册攻防战的最好比喻。那一道道作弊手段，正是缠绕在堑壕之前的铁丝网，密不透风，滋生孽长，一处被摧毁，立刻就有好几重围堵上来。这些铁丝网把大明的阵地逐渐切割成一块块零碎的孤岛，截断流向，使之无法互相支援交通。
而负责驳查的士兵们坐困愁城之中，既无支援，又无补给，面对着层层密布的铁丝网束手无措。他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一个最人性的回答是：要不……咱们投降吧。
于是，后湖黄册库最荒诞的一幕，就这么徐徐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