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2）

今年夏天，我给一个男人写了三封信，他都没有回信。思来想去，实在没法子活下去了，于是在这三封信里，袒露了我的内心，怀着一种站立悬崖跳进怒涛的心情寄出去了。但是，等了又等，就是不见回信。我转弯抹角向弟弟直治打听他的情况，知道他没有任何变化，每天晚上到处转悠着喝酒，写的全是一些违背道德的作品，为社会上那些正经的人们所不齿和愤恨。据直治说，他还劝导直治经营出版业，直治也跃跃欲试，除他之外，又请了两三位作家做顾问，有人答应出资什么的。听直治这么一说，这才知道，我所热恋的人的周围丝毫嗅不到有关我的一点气息。由此，我感到羞愧，更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和我心目中世界上的人全然不同，是另一种奇妙的动物。只有我一个人被抛弃于秋日黄昏的旷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种从未尝过的凄怆之感袭上心头。这就是失恋吗？难道只能呆呆伫立于旷野、等待日落之后冻死在夜露之中，别的就无路可走了吗？想到这里，我欲哭无泪，两肩和胸脯剧烈地打着哆嗦，实在喘不出气来。

眼下，无论如何，我要去东京面见上原，一不做二不休，既已扬帆，就得出港，走到哪里是哪里，不可坐以待毙。我在心中暗暗做着出行的准备，在这个节骨眼上，母亲的病情有些不妙。

母亲夜间剧烈地咳嗽，量量体温，三十九度。

“今天也许太冷的缘故，明天会好的。”

母亲一边不住地咳嗽，一边低声地说道。不过，我觉得母亲不像单纯的咳嗽，心里盘算着明天请下面的乡村医生来看看。

第二天早晨，体温降到三十七度，咳嗽也不太厉害了。虽说如此，我还是跑到乡村医生那儿，告诉他母亲近来急速地衰弱，昨夜发烧、咳嗽，好像不是一般的感冒，务必请前去诊察一番。

医生答应回头就去，说着就到客厅角落的橱柜里拿来三个梨子递给我，说是别人送的。过了正午，他换上碎白花夏衫来看病，照例花了很长时间，仔细地听诊、叩诊，然后转头正对着我说道：

“不用担心，吃上一剂药就会好的。”

我不知怎的，老是想笑，于是强忍住笑，问道：

“不需要打针吗？”

“用不着打针，患了感冒，只要静养些时候，就会好的。”他认真地说。

但是，一个星期之后，母亲还是没有退烧，咳嗽虽说止住了，体温早晨三十七度七，晚上达到三十九度。医生第二天拉肚子休诊，我前去拿药，告诉护士母亲的病情不容乐观，请她转告医生，医生依然说是普通的感冒，用不着担心，只给了些药水和粉剂。

直治照旧去了东京，已经十天未归了。我一个人放心不下，发了张明信片给和田舅舅，说明母亲的病情变化。

母亲发烧后过了十多天，医生的身体也终于好了，于是前来诊病。

医生带着十分认真的表情，对母亲的胸部一边叩诊一边喊道：

“明白啦，明白啦。”

接着，他正面朝向着我说：

“发烧的原因弄明白了。左肺发生了浸润。不过，不用担心，热还会持续些时候，只要好好静养，就用不着担心。”

能行吗？我虽说有些疑惑，但就像溺水者抓住一根稻草，既然经过乡村医生的诊断，心里稍稍安定了些。

医生回去之后，我对母亲说：

“这下子好啦，妈妈。每个人都多少会有些轻微的浸润，只要保持良好的心情，就自然会好转起来的。这都是今年夏天气候不顺引起的。我讨厌夏天，和子我也不喜欢夏天的花。”

母亲闭着眼睛笑了：

“听说喜欢夏天的花的人死在夏天，我本来以为会在今年夏天死去，赶巧直治回来了，所以才活到秋天。”

就连直治这样的儿子，依然成为母亲活下去的支柱，想到这一点，我很难过。

“夏天已经过去了，妈妈也越过了危险期。妈妈，院子里的胡枝子开花了，而且还有女郎花、地榆、桔梗、黄背茅和芒草。院子里完全是秋景了。进入十月，热度一定会消退的。”

我为此而祈祷。这九月的酷热，所谓秋老虎的时节及早过去就好了。等到菊花盛开，接连都是明丽的小阳春天气，母亲的热度肯定会消退，身体会一天天好起来，我也可以去和他幽会了。我的计划说不定就像大朵的菊花一般灿烂开放！啊，快些进入十月，届时母亲的热度能降下来该多好。

写给和田舅舅的明信片发出之后，过了一周，在舅舅的安排下，一位从前做过宫中御医的三宅老先生，带着护士从东京赶来为母亲看病。

老先生同我们已故的父亲有过交往，所以母亲也表现得非常高兴。再说，这位老先生行为随便，言语粗俗，这一点很中母亲的意，当天，他把看病的事儿撂在一边，两个人只顾天南海北地神聊。我在厨房做好点心，端进客厅一看，诊察早已经结束，老先生胡乱将听诊器像项链一般挂在肩头，坐在客厅走廊的藤椅上。

“我们这号人呀，也经常到小摊子上，买碗面条站着吃，管它味道好不好吃。”

他们聊得很热火。母亲毫无表情地望着天棚，听着老先生继续说下去，好像什么病也没了。我感到很放心。

“到底怎么样了？这个村里的医生说胸部左边有浸润呢。”

我急不可待地大声地问三宅医生，老先生若无其事地轻轻说道：

“什么呀，没事儿。”

“啊，那太好啦，妈妈。”

我打心里微笑起来，对着母亲高喊：

“先生说没事儿！”

此时，三宅医生离开藤椅，向中式房间走去，他别有用意地瞟了我一眼，我便悄悄跟在他后头。

老先生走到中式房间的壁挂背后，停住脚步说道：

“听到了扑咯普咯的响声。”

“是浸润吗？”

“不是。”

“是支气管炎？”

我含着眼泪问。

“不是。”

结核！我真不愿意朝这上想。假如是肺炎、浸润或支气管炎，我一定尽全力治好母亲的病，但要是结核，啊，也许没救了。我的双腿仿佛瘫软下来了。

“那声音很不好吗？听到扑咯普咯地响？”

我焦急地抽噎起来。

“右边左边，全都有。”

“不过，妈妈的精神还挺好呢，吃东西也说好香好香……”

“没法子啊。”

“骗人，啊，不会有事的吧？只要多吃黄油、鸡蛋和牛奶，就会好的，对吧？只要身子骨有了抵抗力，热也会退的，是吧？”

“是，不论什么，都多吃些。”

“是吧？是要这样吧？每天都吃五个番茄。”

“哦，番茄很好。”

“这么说，没事儿吧？会好的吧？”

“不过，这种病说不定会要命的，要有心理上的准备。”

这个世界有许多人力无法挽回的事情，我生来第一次感到眼前横着一堵绝望的墙。

“两年？三年？”

我震颤着小声地问。

“不知道，总之，是没法可想了。”

三宅先生说已经预约了伊豆的长冈温泉旅馆，当天就带着护士一起回去了。我把他们送到门口，转身奔回客厅，坐在母亲枕畔，若无其事地笑笑。母亲问道：

“先生都说些什么来着？”

“说是只要退热就会好的。”

“胸部呢？”

“看来不要紧，对啦，就像上回生病时一样，没错。天气一旦凉爽了，身体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但愿这种谎言能成为真实，我想忘掉“夺去生命”这类可怕的词儿。因为我感到，母亲要是死了，我的肉体也就随之消失了。我完全不能承认这样的事实。今后，我会忘掉一切，多多为母亲做些可口的饭菜给她吃，鱼、汤类、罐头、肝、肉汁、番茄、鸡蛋、牛奶和高汤。要是有豆腐就好了，用豆腐做酱汤，还有大米饭、糕饼等，好吃的东西应有尽有。我要把我的衣服用品全都卖光，让母亲吃得更好。

我站起身子走进中式房间，将屋子里的躺椅搬到客厅廊缘附近，坐在这里可以看到母亲的面孔。躺卧的母亲面部一点儿也不像个病人，眼睛美丽而又澄澈，脸色也很富有朝气。每天早晨，她按时起床到盥洗室，接着就在三铺席大的浴室内自己梳理头发，仔细打扮一番，然后回到床铺，坐在被窝里吃饭，饭后，在床铺里躺一会儿，坐一会儿，或看报，或读书。发烧也只是在下午。

“啊，母亲没有病，肯定的，她不要紧。”

我在心中毅然抹消了三宅医生的诊断。

十月，到了菊花盛开的时节，想着想着，我也昏昏沉沉地打起盹来了。平时在现实里难得一见的风景，我在梦中也常常能够看到。啊，我又来到我所熟悉的森林中的湖畔。我同一位身穿和服的青年，悄无声息地一起迈着步子。整个风景仿佛笼罩着绿色的雾霭。湖底里沉浸着一座雪白而精巧的桥。

“啊，桥沉没了，今天哪儿也不能去。就在这里的旅馆休息吧，总会有些空房间的。”

湖畔有一座岩石旅馆，旅馆的石头表面被绿色的雾气浸得湿漉漉的，石门上方镶嵌着细细的烫金文字hotel switzernd。当我读到swi的时候，猛然想起母亲，现在母亲怎么样了呢？我蓦地犯起疑惑，母亲也会到这座旅馆里来吗？于是，我和青年一起钻进石门，来到前庭。雾气迷蒙的院子里似乎盛开着巨大的火红的紫阳花。孩提时代，看见被褥上布满鲜红的紫阳花，就会产生莫名的悲伤，现在我才明白，这种鲜红的紫阳花是确实存在的。

“不冷吗？”

“嗯，有点儿冷。雾气浸湿了耳朵，耳朵里有些凉。”我说罢笑了，问道，“妈

妈怎么样呢？”

“她在坟墓底下。”

青年无限悲戚而又慈爱地微笑着回答。

“啊！”

我悄声叫道。是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母亲的葬礼不是早就举行过了吗？啊，母亲已经死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一股难言的怅惘之情使我浑身颤抖，我醒了。

阳台上已是黄昏，下雨了。周围梦一般飘溢着绿色的寂寞。

“妈妈。”

我叫了一声。

“你在做什么？”

一个沉静的声音回答。

我高兴地跳起来，奔向客厅。

“刚才呀，我做了一个梦。”

“是吗？我还以为你在干些什么来着，原来睡了个大午觉。”

母亲深有意味地笑了。

母亲如此优雅地平心静气地生活着，实在令人高兴，我很珍视这一点，不由得涌出了泪水。

“晚饭做些什么？有没有特别想吃的东西呢？”

我稍稍提高嗓门问道。

“不用，什么也不想吃。今天升到三十九度五。”

我一下子蒙了，一筹莫展地呆呆环视着昏暗的房间。我忽然想到死。

“到底怎么啦？怎么会到三十九度五呢？”

“没什么，只是发热前有些难熬，头有些疼，发冷，然后是高热。”

外面已经黑了，雨似乎停了，刮起了风。我打开电灯正要到餐厅去，母亲说道：

“挺晃眼的，不要开灯。”

“一直躺在黑暗的地方，不觉得难受吗？”我站在原地问。

“反正闭着眼躺着，都一样。一点儿也不寂寞，明晃晃的，才难受呢。以后，这客厅的灯就不要打开了。”母亲说。

我从母亲的话音里感到不祥，于是默默关上客厅的电灯，走到相邻的房间，扭亮了里边的台灯，尝到一种难堪的凄凉。我连忙走向餐厅，将冰冷的罐头鲑鱼放在米饭上吃着，眼泪簌簌流淌下来。

夜里，风越刮越大。九点起，雨又下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暴风雨。两三天前卷起的廊缘边的竹帘子，吧嗒吧嗒地响着。我在客厅相邻的房间里，怀着奇妙的兴奋心情，阅读卢森堡的《经济学入门》。这是我前些时候从楼上直治的房间里拿来的，当时，这本书连同《列宁选集》，还有考茨基的《社会革命》等随便地借过来，放在客厅隔壁这间屋子我的书桌上。早晨，母亲洗罢脸回来，经过我的桌边，目光忽然停留在这三本书上，她一一翻着，看着，然后轻轻叹了口气，悄悄放回桌子上，带着凄凉的神情朝我倏忽一瞥。不过，那眼神虽说满含深深的悲哀，但绝非表示排斥和厌恶。母亲阅读的书是雨果、大仲马和小仲马父子、缪塞和都德等人的。我知道，那种甘美的故事书里同样具有革命的气息。像母亲这样具有天生教养——这个词儿也许有点儿怪——的人，也许当然地欢迎革命，这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我读卢森堡的书，虽说也有点儿装模作样，但我自有我自己浓厚的趣味。书里写的虽然是经济学这门学问，但作为经济学阅读实在没有任何意味。至少对我来说，没有一点意义，都是些单纯而极易理解的东西。不，或许我根本弄不懂经济学是什么。总之，我是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人都是悭吝的，永远都是悭吝的，没有这一前提，这门学问就完全不能成立。对于不怎么悭吝的人来说，什么分配之类的问题，不会有任何兴趣。尽管如此，我读这本书，在另外一些地方，却感到了奇妙的兴奋，那就是此书的作者毫不踌躇地彻底破除旧思想的惊人的勇气。我眼前浮现一位已婚女子，冲破一切道德，高高兴兴一阵风奔向心上人身边的姿影。这是一种破坏的思想。破坏，哀切、悲伤，而又美丽。这是一种破坏、重建而趋于完成的梦想。一旦破坏，也许永远不会有完成的一天，但尽管如此，既要爱恋，就必须破坏，必须革命。卢森堡始终悲哀地倾慕着马克思主义。

那是十二年前的事。

“你就是《更级日记》里的少女，不管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一个朋友说罢离我而去了。当时，那位朋友借给我一本列宁的书，我没读就还给她了。

“读完了吗？”

“对不起，我没读。”

我们来到一座桥上，这里可以望见尼古拉耶教堂。

“为什么？为什么不读？”

那位朋友身个儿比我高一寸左右，外语成绩优异，戴着十分合体的贝雷帽，脸形长得像蒙娜丽莎，人很漂亮。

“你真怪，我说得不对吗？你真的很怕我吗？”

“我不怕。只是那封面的颜色让人受不了。”

“是吗？”

她有些失望，接着就说我是《更级日记》里的人，而且断定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人。

我们老大一会儿默默俯视着冬天的河水。

“祝你平安，如果这是永别，那就祝你一生平安。拜伦。”

她接着照原文流利地背诵起那位拜伦的诗句，轻轻拥抱着我的身体。

“对不起。”

我很难为情地小声对她道歉，然后向御茶之水车站走去，一转头，看到那位朋友依然站在桥上，纹丝不动，一直遥望着我。

从此，我再也没见过那位朋友。我们同到一位外国教师家里补习，但不是同一所学校。

自那之后，十二年了，我依旧没有从《更级日记》前进一步。这期间，我究竟干了些什么呢？我未曾向往过革命，甚至也不懂得爱。以往，这个世上的大人们教给我们，革命和恋爱是最愚蠢而可怕的东西。战前和战时我们都是这样认识的。战败后，我们再也不相信世上的大人们了。凡是他们所说的，我们一概反对，我们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生路。实际上，革命和恋爱，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最甜蜜的事情。可以想象，正因为是好事，大人们才不怀好意地欺骗我们，说是酸葡萄吧。我确信，人就是为了恋爱和革命而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