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 for Two（1/2）

从前我和安弟约会的时候，我们经常约在tea for o。tea for o在十八街上，靠近第八大道，当年是曼哈顿上雀喜区（chelsea）十分走红的一家“欢乐吧”。酒吧不算大，可是后面却连着个小餐厅，餐厅名曰：fairynd。酒吧和餐厅其实都经过大伟和东尼一番精心设计，是下过真功夫的。东尼自己掌管fairynd，大小事务一把抓，连餐桌上每天的鲜花也由他亲自挑选。每张餐桌上的小水晶瓶里都插着一茎玫瑰花，从殷红、艳红、粉红到娇黄、嫩白，每朵颜色各异，配着同色的蜡烛，烛光花朵交相辉映，这样才够罗曼蒂克—— 东尼如是说。的确，fairynd一周七天天天满座，排队都要排上个把小时，但一些“欢乐男”、“欢乐女”开始幽会总喜欢约在这里。由于东尼本人是华人，引来不少亚裔的“欢乐族”，日裔、韩裔、泰国帮、菲律宾帮都有。当然，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欢乐炎黄子孙。因此，幽会的情侣，东西配特别多。东尼说tea for o是“东方遇见西方”的最佳欢乐地。

东尼经营餐厅，的确有他一套，规格甚高。他本人每天穿戴得整整齐齐，缎子翻领的黑西装，浆得笔挺的白衬衫领上系着一只酒红的蝴蝶结。西装左上方口袋插着一片同样红艳艳的丝手巾，丝巾叠成山字形，贴在胸上。一双尖头黑皮鞋，擦得光可鉴人。东尼最多不过五尺五六，属于五短身材，全身圆滚滚，从头圆到脚。他有一双乌溜溜大大的圆眼睛，一球蒜头鼻，一撮圆圆的小嘴，一叠厚厚的双下巴，在他那张圆圈似的胖脸下端多添出一道半弧来。最醒目的是他身后翘起的那张曲线饱满的圆屁股，把他外套的后摆高高撑起。东尼喜欢笑，一笑就呵呵地笑个不停，可是往往笑到一半，突然觉得不好意思了，便赶快用他那只肥嘟嘟的手把嘴巴掩盖起来。那时东尼大概已经五十大几了，但他捂住嘴眨巴着一双大眼睛时，却像个稚气未退的老顽童。这跟他的发型也有关系，他剪了一头寸把长的短发，因为他的头发特别柔软，乖乖地覆盖着头顶，前额却一刀齐，好像罩着顶瓜皮帽，透着几分调皮。

东尼算得上是个中型胖子，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哪个胖子像东尼那样胖得干净利落。他周旋在十几张餐桌间，脚不沾地似的来回穿梭，把他手下几个侍者珍珠、百合、仔仔指挥得团团转。几个侍者也是一律黑白打扮，跟东尼一样都系着红蝴蝶领花，领班和扈从配合得节奏分明。珍珠和百合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欢乐女”。珍珠是在唐人街长大的，是个黑里俏的台山妹，我们都把她叫做“黑珍珠”。珍珠虽然小巧玲珑，但企台一加一，手快脚快，一人抵二人用，是东尼最得力的助手，东尼逢人便介绍珍珠是他的宝贝女。珍珠说，她一共有三个爹爹，大伟是她的“大爹爹”，东尼是她的“胖爹爹”，而她自己那个台山厨子爹却不认她了，他逼她嫁人，她说她早已嫁给了百合。百合是从德州来的，还有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她剃着个三分头，牛高马大，猛一眼倒像个愣小子。她在餐厅里，埋头苦干，什么粗活一脚踢。tea for o里面的红人其实是仔仔nny，东尼说仔仔是他的摇钱树。仔仔是夏威夷来的第三代日裔，本名叫光树正男，一双单眼皮的细长眼，泛满了桃花，有几分秀媚，是个可人儿。有几位四五十岁的中年常客便是冲着他来的。这群老山羊喜欢找仔仔胡诌，吃他的豆腐。仔仔精乖，一把嘴甜如蜜，把那群老山羊个个哄得乐陶陶，于是大把大把的小费便落入了他的口袋。那群老山羊都是有来头的，那座两百多磅留着一把山羊胡的大肉山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名导演，米开兰基诺的拿手戏是普契尼的《蝴蝶夫人》，欧美的名歌手他都导过了，他揽住仔仔的腰说：“你才是我最心爱的cho-cho san！”他对仔仔完全着了迷。山羊群里还有华尔街的股票经理，公园道上的私家牙医，nyu教东亚史的名教授fo 梅地笙。

东尼的fairynd广受欢迎并非偶然，他的原则永远是顾客第一。不过他对我和安弟却特别偏心，有时周末等台的客人名单大长，他会偷偷把我们两人的名字挪到前头去，在我们耳边悄悄说道：“跟我来吧。”他把我们引到餐厅僻静的一角，然后替我们点上蜡烛，那一桌是娇黄的蜡烛映着娇黄的玫瑰花。东尼由衷地疼爱安弟，他拧拧安弟的腮说道：“乖乖，你想喝点什么？胖爹爹请你，给你们这对卿卿鸟来杯‘彩虹酒’吧！”珍珠端来的两杯“彩虹酒”有七层不同的彩色，上面燃着两朵荫蓝的火焰。我跟安弟互相举杯对饮的时候，那对郁金香形细长的高脚酒杯还是温温的。东尼设计的菜单也是东西配：前菜有法式焗 蜗牛，也有日本“沙西米”。主菜有中式牛柳！也有双人共进的chateaubriand，这道是他们的名菜，牛肉嫩得入口即化。我和安弟的周年庆祝，点的就是这道菜，两个人你一刀、我一刀切着分来吃。东尼本人厨艺高超，而且有国际视野，他亲手调制的法式甜点苏飞蛋奶酥，第一流。

我们在烛光下慢慢品酒，细细倾诉，吃完甜点总要近十一点了，这时前面的酒吧刚刚才开始活跃起来。我和安弟抢先占到酒吧钢琴边的座位，听大伟自弹自唱《飞我上月球》、《暗夜里的陌生人》、《无法习惯失去你》这些在纽约“欢乐吧”里经常演唱历久不衰的流行老歌。大伟自夸歌喉比爱迪威·廉斯还要有磁性，大伟的声音虽然有点沙哑，但是每首歌都唱得十分动情，很能揪住人心。大伟留着两撇骚胡子，一头铁灰的长发刷得波浪起伏，他身高六尺，五十开外的人身材还保持得挺拔修长，穿上他那件天鹅绒墨绿外套，颈上系着一条银灰色的丝领巾，一副风流自赏的模样。有人说他像《乱世佳人》里的克拉克·盖博，大伟也自认如此，不过他说盖博的戏演得并不怎么样，脸上似笑非笑只有一个表情，他要去演戏，就会比盖博高明得多。据说大伟念大学时曾经在百老汇的歌舞剧《南太平洋》里捞到一个龙套角色，只演了几天，就被他那个开古董店的犹太老爸押回哥伦比亚念书去了。要不然，他早就成为百老汇一颗熠熠红星了，大伟一直这样认为。说到这里，他便会引吭高歌一曲《南太平洋》的主题歌《某个奇妙的晚上》，于是我们大家都拍手喝起彩来捧他的场。大伟一看见安弟便直挤媚眼，笑得一脸开了花，专门为安弟唱一曲《我把心留给了旧金山》，因为安弟是在旧金山出生的。大伟喜爱安弟，也就是说他喜爱所有漂亮的男孩。

tea for o 酒吧的装饰一律古香古色，四周的墙壁都镶上了沉厚的桃花心木，一面壁上挂满了百老汇歌舞剧的剧照：《画舫》、《花鼓歌》、好几个版本的《南太平洋》，另一面却悬着好莱坞早期电影明星的放大黑白照，中间最大那张是“欢乐女皇”嘉宝的玉照，一双半睡半醒的眼睛，冷冷地俯视着吧里的芸芸众生。酒吧中央那张吧台也是有讲究的，吧台呈心形，沿着台边镶了一圈古铜镂着极细致的花纹。于是欢乐客便围着那颗心坐满一围，每人一杯在手，眼波相勾，互相瞄来瞄去，可以瞄个整晚。只是忙坏了两个酒保，站在吧台后面的调酒师金诺是在小意大利城长大的，年轻时当选过健美先生，还上过《身材》杂志的封面。严冬十二月，他在吧里也只穿着一件箍得一身紧绷紫红色的t恤，胸上背上的肌肉东一块西一块地奋起，好像随时都会把他那件过紧的t恤爆似的。这个大壮汉周身放射着男人气，是tea for o的雄性中心，他调酒时也好像在作秀一般，一只肌肉虬结的壮臂倏地将玻璃调酒器高高举起，稀里哗啦一阵碎冰地筛摇，各色鸡尾酒便摇了出来，然后十分潇洒利落地往酒杯里一倾，滴酒不漏。跑堂的酒保费南度是个菲律宾小壮汉，小费那张棕色发亮的圆脸上永远挂着一团笑容，而且还有两个小酒窝。他和金诺也是一对东西配，跟金诺一样冬天也穿着一件紧绷绷的t恤。越战期间，金诺的军队驻扎在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小费是美军雇用的厨子。战后金诺千方百计把小费弄到美国来，两个人天天到健身房去练肌肉。

tea for o没有迪斯科，也从不放硬摇滚，到了周末人多，中间几张桌椅一撤，便是一个小舞池，可以跳得下七八对，都是贴面舞，最多插几曲拉丁的恰恰和伦巴。因此，tea for o整间酒吧都洋溢着一股老纽约的怀旧气氛，比起格林威治村那些狂野的“欢乐吧”来，多了几分雅驯和温柔—— 连所有的灯饰都是暗金色的。到tea for o的“欢乐族”，寻找罗曼史多于一夜情。但tea for o也有令大家呼叫欢腾的时分，那就是周末晚大伟和东尼两人客串的歌舞表演。大伟和东尼都换了一色舞装，黑白条子的上身外套，绛红的紧身裤，头上戴着顶高礼帽，两人都穿上了踢跶 舞鞋。两人站在一起，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齐脱了帽子向观众一鞠躬，便载歌载舞起来，表演了一段五〇 年代老电影tea for o 中桃乐丝·黛和戈登·麦克瑞合跳的踢跶 舞来。两人在那小舞池里，踢踢跶跶 ，进退如仪，忽儿同时向左转，忽儿同时向右转，一齐甩手，一齐翘屁股，节拍分秒不差，好像两人在一起练过一辈子的舞，已经达到百分之百的默契，简直有点百老汇的味道了。于是我们都围在舞池周边，鼓掌的鼓掌，喝彩的喝彩，大家异口同声合唱起tea for o 来：

tea for o

and o for tea

jt for you

and you for

alone——

那是七〇 年代末八〇 年代初纽约的“欢乐年代”最关键的时刻，也是我一生中感到最幸福最美满的刹那，我有安弟依偎在我身边，我搂住他的肩，我们手中都擎着一杯甜沁沁的“彩虹酒”。

我是在tea for o邂逅安弟的，那是个四月天的春夜，纽约的天气刚刚转暖，我们两人在tea for o里恰巧坐在酒吧台那颗心的尖端。安弟穿了一件苹果绿的薄毛衣，配着件杏黄色软领衬衫，他那年只有十九岁，他是那样地青春，那样地俊美，我情不自禁地一直凝睇着他，看得他不好意思了，对我羞涩的笑道：“我叫安弟。”他是用标准的中文讲的，那一刻，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安弟是个中美混血儿，他有西方人的英挺和东方人的蕴秀。他那一头丰盛柔软的黑发是显性的东方，一双眼角上挑的明眸是古典中国式，可是他的鼻梁高挺，轮廓分明，白皙的皮肤是那样地洁净—— 安弟是个东西合璧的美少年。而他的性格又是如此温柔可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难怪tea for o里面的人都疼爱他。

安弟叫我罗大哥，他说他很高兴终于找到了一位中国哥哥。安弟的父亲是到台湾学中文的留学生，追上一位比他大五岁语言中心教中文的老师，两人结婚后回到旧金山，安弟父亲继续在史丹佛念博士，他母亲却在旧金山州立大学觅得一份教中文的教职，赚钱贴补家用，安弟就是在旧金山出生的。博士念完，他父亲把他母亲抛弃掉，儿子也不要了。他母亲只得又嫁了一位老教授，是个脾气古怪的英国人，在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教遗传学，养了一屋子的白老鼠。安弟说他受不了家里的老鼠屎臊，更受不了那个成日喃喃自语的怪僻继父。上大学安弟便搬出来自己独立生活了，暑假他便在tea for o打工赚学费，是东尼得宠的助手，所以他到tea for o去喝酒，经常是免费的。

安弟在布鲁克林的普拉特学院（pratt stitute）学摄影。他说他最大的梦想便是当特约摄影记者，有一天能替《国家地理》杂志拍摄一个专辑，他希望到中国热河的承德去拍摄满清王朝的避暑山庄，他母亲一家是旗人而且是清朝贵胄的后裔，他母亲的祖母嫁给叶赫那拉氏族，曾经奉召到热河行宫参见过慈禧太后的，从小他母亲便津津乐道讲给他听他母系家族一些近乎神话的传说轶事，他母亲告诉他，他身体里流着中国人的“蓝血”。安弟的确举止间自然流露出一股秀贵之气，他是我心中的小王子。

可是安弟对我说，他一直有着身份认同的困扰，大概他幼年时他与他的中国母亲便遭到他美国父亲的遗弃，所以他觉得他身体里中国那一半总好像一直在漂泊、在寻觅、在找依归。我把安弟紧紧搂入怀里，抚摸着他那一头柔顺的黑发，在耳边轻轻说道：“安弟，让我来照顾你一辈子吧。”那时我在已nyu拿到了企管硕士，并且在大通银行找到一份待遇相当优厚的差事。我在第三大道上近二十一街处租到一间第十八层的顶层阁楼，阁楼有一个阳台，站在阳台上，入夜时，可以看到曼哈顿灿烂的晚景。我与安弟倚在阳台的铁栏上，抬头眺望曼哈顿上空紫色的天穹，等着那一颗一颗星光的闪现。我紧执着安弟的手，心中有一份莫名的感动。安弟是我第一个深深爱恋上的男孩子，那份爱，是用我全部生命填进去的。

我与安弟决定生活在一起，那是在我们交往半年后的事了。安弟搬进我的顶楼公寓，我们打算成立一个家，其实多少也受了大伟和东尼的启发。大伟和东尼庆祝他们在一起四十周年的那天，也请了我和安弟到他们家去参加他们的纪念“派对”。那天请的都是自己人：珍珠和百合，仔仔带了他那座大肉山的大都会歌剧导演，他和米开兰基诺已经同居了，还有那一对壮汉大肌肉金诺小肌肉小费。因为是喜庆，我们大家都送了花去，我和安弟到花店特别订制了一只用红白两色各样四十朵康乃馨串扎起来的心形花圈—— 那是安弟的主意。大伟和东尼果然大乐，大伟一把抱住安弟，在他腮上一连亲了几个响吻，还不肯放手。东尼狠力一把推开他，嗔道：“够了，够了，你这只老山羊，别吓坏了我的乖乖！”说着便把安弟拖走了，我们都大笑起来。

大伟和东尼的家在“东村”第八街圣马可广场附近，是一幢三层楼的褐色砖房，外表古雅，一扇蟠花的铁门引着一道石阶上去。大伟说这是他们家传下来的老屋了。他一面引导我们大伙参观他和东尼两人精心布置的这个家，一面介绍他祖上颇带传奇色彩的家世。大伟的祖父是旧俄时代的犹太人，是圣彼得堡的富商，俄国大革命举家逃到中国辗转到上海落脚。大伟父亲是个精明强干的生意人，在上海霞飞路开了一家叫“卡夫卡斯”的高级西餐厅，生意鼎盛，大伟便是在上海出生的。他还会几句宁波腔的上海话：“慢慢叫，慢慢叫”，是他的宁波保姆教他的。后来日本人打进上海，大伟一家又逃到纽约来，船上带了几十箱的中国古董跟家具，便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上开了一家古董店，有个中国名字就叫“霞飞路”，大伟父亲大概还一直怀念上海霞飞路他从前那家老餐厅。大伟是独生子，他父亲留下的宝贝，他都继承了下来。

大伟和东尼家一楼的大客厅是椭圆形的，里面的陈设跟主人一样完全是东西配。那一堂两长两短高靠背丝绒沙发，宝蓝镶金边，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但是四张对开的椅子却是中国酸枝镶云烟石的太师椅，两张沙发后面各竖着一档高达一丈半的乌木屏风，嵌着碧莹莹的翠玉片，一档是百美图，另一档是喜鹊嬉春，雕工极细，人物眉眼分明，花鸟百态俨然。大伟说这对乾隆年间缀玉屏风是他父亲留下来的传家之宝，有人出过吓人的高价他也不舍得出让。这一组中西配搭的家具，有一种奇特的和谐，就如同客厅其他角落的摆设一般，那些瓶瓶罐罐，一中必有一西，配得成双成对。大伟指着东尼的背影悄声跟我们说道：“他是室内设计专家，这些摆设都是他的主意，我改动一下，他整天都不跟我说话呢！”

大伟率领我们上二楼去参观他们的卧室，东尼却带着珍珠百合至厨房准备晚餐去了。大伟和东尼那间睡房也装扮得十分特别，房间相当大，中间一铺帝王型的红木床，床上床下却堆满了几十个枕垫，中国的、印度的、波斯的都有，金线面夹着大红大绿的花花叶叶，大的有三四尺见方，小的才一个巴掌大。卧房四壁都镶了镜子，镜子上端有聚光灯，映得整间卧房彩色缤纷，好像进到一个童话世界的幻境中一般。大伟指着床上那些枕垫笑道：“东尼睡觉最不守规矩，满床乱滚，我把床边塞满了垫子，免得他滚下床去。”

床头有一张半月形的桌案，上面摆满了大大小小镶了各种镜框的相片，都是大伟和东尼两人合照的：两人骑在大象背上是在泰国照的，头上戴了花冠，颈上套着花环，连腰上也插满了大朵大朵的热带花，大伟说那是他和东尼两人一九七五年到大溪地拍的。摆在中间一张放大的黑白照，是个赤身露体十来岁的男孩背影，男孩圆滚滚的屁股翘得高高的，背景是一片湖水，灿烂的阳光把湖水都照亮了。大伟笑眯眯地指着那张照片说，那是东尼在纽约州上面的奇普西参加童子军露营时，他偷偷替东尼拍下来的。我们都凑近去看，仔仔指着东尼那张圆滚滚的翘屁股惊呼道：

“哇！这张屁屁迷死人哩！”

“这就是我迷恋他四十年的主要原因。”大伟颇自得地嘿嘿笑道。

“你的也不差哟！”

那座肉山导演伸出他那熊掌似的大手在仔仔后面摩挲了一下，摸得仔仔咯咯地骚笑起来。

饭厅在一楼，位于椭圆客厅的一端，隔着一扇卐 字雕花的推门，饭厅全是大理石的装饰，地板、壁炉，连那张长方形的餐桌都是乳白底子漾着赭红花纹的大理石，温润光滑，倒有点像一盆东尼调制的蛋奶酥。餐桌可容十二人，那天桌上摆满了鲜花，我和安弟送的那圈康乃馨放在桌子正中央，红白对衬，花心中间立着一柄扇形的银烛台，上面插了十二支修长的莹白蜡烛。

那晚的四十周年纪念晚宴，大伟和东尼把他们家中的宝货都拿出来待客了，他们收藏了十几年从法国带回来的一打一九六五年酿制的名贵红酒也从箱底翻了出来。东尼为了这餐盛宴足足筹备了一个星期。每一道菜上来，我们都不由得哇地一声赞美。东尼说那些鹌鹑是他开车到新泽西州一个鹌鹑场上亲自挑选的，只只肥嫩，而且是现宰的。那晚那道压轴大菜奶油鲜菇焗 鹌鹑果然不凡，鲜美无比。

珍珠坚持要她的胖爹爹坐下来好好用餐，由她和百合两人伺候上菜。大伟和东尼都换上了一式半夜蓝缎子上衣，黑丝绒的衣襟上各人别着一朵绿丝带编织成的康乃馨。壁炉里燃烧着松香木，熊熊的火光映得两人的醉颜鲜红。东尼本来就爱笑，那晚更是呵呵笑得肆无忌惮，也忘了用他那胖手去遮嘴巴了，两人你一句我一句抢着告诉我们他们凑在一起的故事。

原来东尼也是在上海出世的，他的父亲也是个富商，开间大纺织厂，家里有点洋派，经常上西餐馆，是“卡夫卡斯”的常客，所以两家人原本认识。巧的是，东尼和大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大伟只早出生两个时辰。更巧的是两人竟出生在同一家医院，两家人都选上了当年上海最高级的广济医院，是法国天主教开的。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来了，东尼一家先去了香港，后来又来到纽约，两家再次联络上。大伟和东尼上初中时就被家里送去同一间私立贵族男校，两人同在一个班上。

“那时班上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常常受欺负，”东尼撕着一只鹌鹑腿说道，“那群家伙天天追着我叫我‘中国娃娃’‘胖子胖’，幸亏有他保护我！”东尼将头在大伟肩上靠了一下。

“我常常为他打架，打得那班小子个个求饶！”大伟举起拳头得意洋洋夸口道。

“别忘了你的鼻子也给打歪了的。”东尼乜斜着眼睛瞄了大伟一眼。

“那是我自己跌跤跌的。”大伟支吾道。

“讲讲你们的‘第一次’吧！”仔仔促狭道，我们都鼓噪起来。

“是你讲还是我讲？”大伟问东尼。

“你讲吧，可是不许胡说八道。”东尼警告道。

大伟说他们两人上初三那年暑假参加童子军夏令营，在奇普西的一个湖边森林里露营，他和东尼睡在一个帐篷里，而且睡在一起。

“睡到半夜，我突然感到一团暖呼呼圆滚滚的肉屁股凑了过来—— ”

“别听他胡说，”东尼急忙打断大伟的话，“真相是这样的：那晚我已经睡着了，突然一只手伸进我裤子里乱摸一阵，把我弄醒了。”

大伟继续兴致勃勃地描述他和东尼的“第一次”。他说那晚他和东尼借故出去小便，爬出帐篷两人连跑带跳穿过一片野杉林，飞奔到湖边去。

“那天晚上月光很亮—— ”

“没有月亮，只有星星！”东尼指正大伟。

“星星也很亮，把湖水都照亮了，”大伟不为所动继续说下去，“我们两人就在湖边的草地上，脱得精光——嚄 ，我敢说，那晚整个湖都在翻腾呢！”

大伟得意忘形地数说着，东尼一双胖手捂住脸倒不好意思起来。

“我的上帝！”大肌肉金诺情不自禁地惊叹道，他伸出手去捏了一把小肌肉小费的膀子，小费的酒窝笑得更深了。我也暗暗在台下握了一下安弟的手，安弟望着我会心地微笑。

“我敢打赌，你们两人那时毛还没有长齐呢！”仔仔笑着调侃道。

“喂，喂，你们说话文雅些吧，”那座肉山导演故作正经地说道，“我们还有两位女士在这里呢！”

珍珠和百合刚刚捧了甜点进来。

“她们两人见过世面的，不碍事。”大伟揽住珍珠说道。

“大爹爹，你只管说，”珍珠俯下去亲了一下大伟的额头，“你和胖爹爹的罗曼史我们也爱听的。”

大伟说那整个夏天他和东尼都在狂热做爱，两人趁人一不注意就溜出去亲嘴打野炮。有时两人钻进山洞里，有时爬进排水沟里，但是最开心的还是三更半夜两人偷跑到湖边，脱得精光跳到湖中去嬉水。那是他们一生最难忘怀的一个夏天，两个人，同一天，度过了十五岁的生日。

珍珠和百合俩推进来一座两层大蛋糕，第一层上足足点了四十支五颜六色的小蜡烛。第二层上却立着一对小人儿，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各戴着一顶高礼帽，穿着黑白条子的上衣，深红裤子。我们走近去围着一看，连眉眼都画得有点像大伟和东尼，大伟的八字须和东尼的双下巴也描了出来，大家看得都哄笑起来。珍珠说那两个小人儿是她用面粉捏出来的，她在唐人街学过这行手艺，还可以捏出各种小动物来。

大伟和东尼两人手挽手走到蛋糕面前，倏地向我们一鞠躬，你一句我一句连唱带做，表演了一出迷你歌舞剧：《四十年来了又过去》。

大伟：蜜糖，我足足听了你四十年的打鼾声，

东尼：甜心，我也足足闻了你四十年的响臭屁。

大伟：我为你洗了四十年的脏厕所，

东尼：别忘了我也替你洗了四十年的脏袜子脏内衣。

大伟：我做了你四十年的私家司机天天载你逛街看戏，

东尼：我也做了你四十年的私人厨子天天给你炒蛋煎鱼。

大伟：蜜糖，四十年我哪次忘记送你生日礼？

东尼：甜心，四十年我何曾忘记每晚亲一下你的大鸡鸡！

东尼突然伸一只胖拳头一拳打到大伟胸上，恨恨唱道：

有一点，最可恨，老山羊看见漂亮孩子就流口水色迷迷！

大伟赶快搂住东尼的肩膀涎着脸唱道：

可是蜜糖，最后我还不都是乖乖回来拥抱你的胖屁屁！

大伟、东尼（合唱）：四十年来了又过去，为什么我还跟你厮混在一起？因为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两人在一起，真有趣。

大伟和东尼还没演唱完，我们老早笑成了一团。珍珠和百合尖叫起来，百合一把将珍珠抱得离地而起，大肌肉小肌肉两人用拳头互相捶来捶去，肉山导演已经喘不过气来，眼泪直流，仔仔赶紧替他捶背，安弟笑得直往我怀里钻。大家笑着笑着不约而同一齐拍手唱起了tea for o， 于是很自然的，大伟和东尼，两人一齐甩手、一齐翘屁股，跳起他们的踢跶 舞来。

我在台北的父母亲本来盼望我在美国一念完书就回去的，父亲在台湾有一家蒸蒸日上的大企业，他鼓励我念企管就是希望我学成回去帮助他，经过他的调教磨炼，日后接班，把罗家的事业继续壮大下去。母亲却另有打算，她经常提醒我：都已经三十出头了！她在敦化南路三六九巷看中了一层公寓，三房二厅，五十坪，我回去成家住正好。当我告诉父母亲我在纽约找到了一份好差事，暂时不会回台北，当然告诉他们，我远走美国就是要逃离台北，逃离台北那个家，逃离他们替我安排的一切。我根本无法告诉他们，是在纽约，我找到了新生，因为在tea for o 里，我遇见了安弟。

安弟的母亲yvonne 叶吟秋女士倒开通得很，安弟搬进我第三大道的阁楼公寓是他母亲亲自开车替他把行李送过来的。叶吟秋女士是位长相高雅、谈吐温文的妇人，尤其是她那一口京片子，悦耳中听。安弟虽然只会说一些简单的中文，但标准的发音却是从他母亲那里学的。他的中文名字叫叶安弟，也跟着母亲姓了。大概生活经过一番风霜的磨砺，yvonne 一头头发倒早已花白了，然而她眉眼间的一份贵气，大概是她正黄旗的老祖宗代代相传下来的。她临走时郑重地把安弟托付给我，也顺着安弟叫我罗大哥：

“罗大哥，安弟还是个孩子，不懂事的地方，请您多担待。”

安弟搬进来与我同住后，我才开始有了“成家”的感受，安弟和我两人把阁楼公寓布置成一个温暖的小窝巢。安弟很有艺术眼光，他替我挑的几件家具，简单朴素，可是往阁楼里一摆，不多不少，正好构成一幅视觉舒畅的图画。阁楼仅有的一面空墙，悬挂上安弟最得意的一张摄影，那幅影像的尺寸放得很大，几乎占满了一半墙壁。那是安弟在维蒙州拍摄的一幅春景。整幅画面都是一片耀眼的绿，新生的嫩叶，千千万万，向天空舒展，朝日的艳阳，万道金光，把一顷丛林都点燃了，安弟捕捉到初春晨曦最灿烂的片刻。那幅绿得令人神爽的影像占据了我阁楼的中央，让我感到安弟真的闯进我的世界里来了，而且带来一身亮绿的青春。我将安弟拥入怀里时，我可以闻到他身上的少年香。

大伟和东尼知道我和安弟已经定情同居在一起，他们两人送了一件贵重的贺礼给我们，一套英国雅致的银器茶具，而且在两只银杯上刻了l跟y我和安弟的姓氏字母。东尼双手捂住安弟的面颊，笑道：“乖乖，你和罗两人也可以来个tea for o 了。”

那年春天，我和安弟两人，常常在阳台上喝我们的“双人茶”。往往在星期日下午，我们把茶几椅子搬到阳台上去，将那套银茶具摆出来，安弟和我都喜欢喝奶茶，我们用的是印度大吉岭红茶，那有高山茶的一味醇厚。我们楼下隔壁便是一家法国糕饼店，我和安弟坐在阳台上，手里擎着那一对银茶杯，一面喝奶茶，一面品尝法国糕饼店各色精巧的水果蛋糕。那年曼哈顿开暖得早，我阳台上那十几盆齐胸高的“欲望之心”一下子齐都怒放，整个阳台盖满了花朵，那是一种重瓣的杜鹃花，外层雪白，里层却托着一颗鲜红的花心，夕阳斜射在花丛上，好像一大疋白绫上溅满了殷红的血点一般。春风撩动着安弟一头墨浓的黑发，面对着坐在花丛里的这个美少年，我心中充满了怜惜，恨不得将安弟幼年时遭父遗弃所受的委屈统统弥补起来。对安弟，我是在溺爱他。

安弟只有一架二手的日本佳能照相机，配件也是七拼八凑而成的，他那只三脚架，一只脚已经不稳了，架起来下面还要垫东西。有一次，我和安弟走过三十二街一家有名的摄影器材行威老必，橱窗里陈设着一架德国莱卡公司刚出笼r系列的照相机，高踞在一座银色的三脚架上，橱窗里的汽灯射在上面，真有睥睨群雄的架势，其他牌子的相机统统黯然失色。我和安弟本来已走过威老必门口，安弟突然折返在橱窗前停了下来，指着那架莱卡哇地惊叫起来，他将脸抵住橱窗玻璃看了半天，大概他看清楚那架莱卡的价钱了，回头向我咋了一下舌，笑道：

“我要打一夏天的工才买得起这个宝贝呢！”

安弟的生日是七月四号，与美国国庆同一天，那是个大生日，那年他二十岁。头两天我已替安弟买好了一份礼物，从我办公的大通广场转过去的华尔街上有一家莱卡专卖店，我在那家店里买了一副r系统最新型的相机，连同全套配件各种镜头，外带一只非常漂亮醒目的硬壳黑色真皮箱子，可以背在肩上的，一共花了近三千元。我在生日卡上写道：

我的小王子，希望有一天，你用这架莱卡，把中国的热河行宫拍摄下来，我相信没有人比你拍得更好，因为你的祖先曾在那里风光过。

那天晚上，安弟放了学回来，走进卧房，看到那架崭新的莱卡高高蹲在银光闪闪的三角架上，兴奋得又叫又跳，抱住我乱说一顿。整晚安弟都在玩弄那只相机，不肯放手，各种镜头试了又试，换一个镜头便喃喃自语赞几句。装好配件，充好电，他便要我坐在沙发上让他对准镜头，然后按下自动开关，跑过来猴到我身上将我紧紧搂住，咔嚓一下拍了一张两人搂成一团的双人照。

从此以后，每天清晨，安弟赶到学校去上早课，出门时，第一件事就是先背上那只黑得发亮的真皮箱子，然后一只手提起三脚架，摇摇晃晃便跑上街去，走到转角处，他总要转身向上望一下，他知道我一定会站在阳台上目送他离开，他会朝我摆一摆手，然后又急急忙忙赶着去乘地铁。他从曼哈顿乘到布鲁克林要转两路车，有四十多分钟的行程，所以每天总是他先离开，而我到大通广场，十二三分钟便到了。

那年圣诞节，本来我们已经讲好邀请安弟的母亲到我们家一同过圣诞夜的，因为她那个古怪的遗传学教授回英国去了。yvonne 告诉我们，她会带只烤好的火鸡来，火鸡肚膛里塞着的糯米饭，她说那是安弟最爱吃的玩意儿。叶吟秋女士是天主教徒，我和安弟答应她吃完饭陪她到第五大道的stpatrick 大教堂去望午夜弥撒。圣诞节的前两个星期，安弟的课业即将结束，纽约第一场大雪刚下过，那天安弟出门，穿了一件银灰色鸭绒里子的半长大衣，一条长长的绛红围巾直拖到背后，他头上戴了一顶白色的绒线帽，帽顶有团黑绒球，衬得他那张俊秀的面庞更是眉眼分明。他仍旧背上他那只黑皮箱，一手提着三脚架，兴冲冲地跑了出去。我站在阳台上，看见他左晃右晃踏着街上的雪泥，身后的红围巾被风吹得高高飘起，他照例在转角处回首举起三脚架向我挥别，银灰的身影倏地便不见了。阳台上寒风阵阵，冰冷的空气直灌入我领口，我一连打了几个寒噤，赶紧回到屋内。那天我们银行来了几个欧洲的大客户，谈完一桩生意已是晚餐时分，我的上司请那几位欧洲大户到五十五街的le pavillon 去吃法国大餐，我找了一个借口便赶回家中，那时已近八点，可是安弟还没有回来。我把通心粉拿出来，预备做一道蛤蜊通心粉，和安弟两人共进一顿简单的晚饭。这道意大利菜，我们两人都爱吃。我先把通心粉煮好，打开了一罐蛤蜊，将汁倒出来备用，等安弟一回来就下锅爆蒜来炒蛤蜊。等到九点半，我已经开始心神不宁了，因为安弟是个体贴的孩子，他有事晚归，一定会先打电话回家，要我不用等他先用晚餐。十点一刻，电话铃响，我跳起来去接电话，以为一定会是安弟。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警官先问我安弟是不是住在这里，我说是。他又问我是安弟的什么人，我脱口道出我是他的监护人。警官告诉我，安弟出事了，他在布鲁克林的地铁站里遭了抢劫，有人看见一个黑人强盗抢他背着的皮箱，安弟和那个强盗扭打，被强盗一把推落到铁轨坑道，给开来的快车撞个正着。

从那一刻起，我的记忆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我在停尸间里昏厥过去，后脑撞到铁架上，引起了脑震荡。那一跤跌下去，我从此一蹶不振。一位警官领我去认尸，他指着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他说那是安弟。安弟的脑袋被压扁了，他那顶白绒帽给血染得通红，脑浆和绒线帽粘搅在一起，他的眼珠子被挤了出来，下巴整个歪掉移了位，露出上下两排白牙来。他的一双腿也轧断了，只剩下一截身躯还能辨识，他那件银灰的大衣，整块整块都是殷红的血迹。安弟，我那美貌的小王子，瞬间竟变成了一个形状狰狞恐怖的怪物。

我不知道在医院里昏迷了多少天，等我醒过来时，医生又给我注射大量的镇静剂，让我继续昏睡，因为我的神志稍微一清醒便会大喊大叫，发了狂一般。他们把我绑在床上，我爬起身时，会用头乱去撞墙。等到我的疯狂状态完全过去，情绪已经稳定下来，医生才让我出院，那大概是三个多月以后的事了。医生要我每个星期回到医院去做心理治疗，而且必须继续服用镇静剂及抗忧郁药。是大伟和东尼来接我出院的，住院的那段时间，他们两人经常来探望我。珍珠、百合、仔仔、金诺、小费好像也来过，不过我已记不清楚了。东尼来得最勤，每次他带盒他亲手做的蛋奶酥来，用叉子喂给我吃，其他的人我差不多都不认识了，只有东尼那只胖嘟嘟又厚又暖的手抚摸着我的额头时，我才有感觉。大伟和东尼开车送我回返第三大道我那间阁楼公寓后，两人同时紧紧拥抱了我一下，东尼在我耳边轻轻说道：

“到tea for o来，我请你喝酒。”

“罗，你一定要来，”大伟向我挤了一下眼睛，“我还要唱歌给你听呢！”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收拾了一箱衣服，开了我那辆volvo ，离开纽约。那一离去，等我再回到这座曾经把我的小王子爱人安弟吞噬掉的恶魔城市，已是五年以后的事了。

那天开车出城，天刚刚发青，我加足马力，开上华盛顿大桥。我像逃亡一样，逃离那群鬼影幢幢的摩天大楼。我开上八十号州际公路，直往西奔，头一天我开了十六个小时，穿过新泽西、穿过宾夕法尼亚、进入俄亥俄，直到我开始打盹，方向盘抓不稳车身开始摇晃我才从公路岔了出去，在一个荒凉的小镇找到一家汽车旅馆，蒙头大睡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我又上路继续往西奔，开过印第安纳、进入伊利诺，经过芝加哥时，我停也没停，赶紧穿过去，我对于竖满了高楼的大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也不知开了多少时候，一直到汽油耗尽，人也累得开不动了，终于在爱荷华州东部一个叫雪松川的小城停了下来。就这样，我匿藏在爱荷华州，好像一个被通缉的杀人犯般，躲在中西部那片无边无垠的玉米田中，埋名隐姓，与世隔绝，悄悄地度过了五年。

雪松川是一条水流急湍的河流，穿过城市中心，春天开冻时，流水挤着融化的冰块，滔滔往下滚去。我在雪松川市的东郊，租了一间小木屋，河的两岸都是雪松丛林，小木屋便隐藏在密密的森林中。在屋里，终夜听得到汩汩的流水声、森林里呼号的风声，有时候，月色清冷，半夜三更突然间破空而来传过几声尖锐刺耳的惨啸，那是猫头鹰对月啼叫，我常被这阵惨叫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涔涔。头一年，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因为注意力完全无法集中。我像一个患了失忆症的病人，脑中记忆库里的过去纪录，突然崩裂掉，我与亲友完全断绝了音讯。有时我整日坐在河边，望着滚滚而去的流水发呆，不知自己是谁，身在何处。有时我开了车子在爱荷华州笔直通天的公路上漫无目的飞驰，一直开到杳无人烟的玉米田里停下来，看着那轮血红的夕阳冉冉沉落到那一顷万亩的玉米丛中。

第二年开春，我银行里的积蓄用光了，我在雪松川市政府找到一份会计工作，对我来说这是再也轻松不过的差事。虽然薪水少得可笑，但也足够支撑我在小木屋简单的生活。雪松川东郊都是捷克人的移民区，以养猪为业，那些朴实憨厚的捷克农夫两三代还在讲着口音古怪的捷克话。我经常到他们农场去买他们自己腌制的腊肠、咸肉，他们也会做熏猪蹄，只有市价的一半，而且新鲜。我在小木屋的后面开辟出一块耕植地来，我种过玉米、番茄、包心菜、马铃薯、胡萝卜。爱荷华州的耕地肥沃，多半是腐叶土，随便种什么，长出来都粗粗壮壮的。我也学那些捷克农夫做罗宋汤，煮一大锅吃几天。就这样，我喝着罗宋汤，度过几轮失去了记忆的寒暑。直到有一次，我常常去买腊肠火腿的一户农家，那家的老祖母过世了，老妇人生前对我很亲切，每次去她都送一长条她亲自焙烤的面包给我夹火腿。她儿子把她一架旧式的收音机送给我做纪念，因为他知道我的木屋里没有装电视，没有唱机，没有任何音响设备。有一晚，我打开那架老旧的收音机，一家经常播放老歌的电台，正在播放金嗓子桃乐丝·黛的精选歌曲，突然间，我听到桃乐丝·黛甜丝丝带着磁性的歌声：

tea for o,

and o for tea——

我那久已麻痹的神经末梢忽然苏醒张开，眼前浮现出大伟和东尼，两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带着顶高帽子，在舞池里左转、右转、甩手、翘屁股，跳着踢跶 舞。那一刻，我心中涌现起一股强烈的欲望：我要把我那断裂的过去衔接起来。

一九八五年圣诞节的前一周，我开着我那辆早已破旧了的volvo，照旧沿着八十号公路，没昼没夜，开了四天的车，回到纽约。我在雀喜区找到一家yca旅馆住了进去。那天晚上，我洗好澡，换上干净衣服，便步行到第八大道去。我去寻找tea for o。走到十八街转角原本是tea for o 的旧址那里，原来亮黄色的霓虹招牌不见了，却换上紫巍巍end up两个大字。我迟疑了一下，推门进去，迎面冲来一流震耳欲聋的硬摇滚，音量之大好像洪水破闸而出，把人都要冲走了似的。里面的灯光全变了镭射，随着音乐忽明忽暗，镭射灯光像数千把寒光闪闪的利剑在空中乱砍乱劈，令人眼花缭乱。我进去后，隔了好一阵子，眼睛才看得清楚。原来tea for o “欢乐吧”的布局全部改装过，整间酒吧变成了空荡荡的一个大舞池，心形的吧台也被拆掉了，酒吧被挤到一角，只有一道栏杆栏起来，把一个骨瘦如柴长发披肩的调酒师关在里面。四面墙上那些老牌明星照统统无影无踪，幸亏他们把嘉宝的玉照也拆走了，“欢乐女皇”受不了这份嘈杂。墙上换上大幅大幅壮男半裸的画像，阳具和臀部的部位画得特别夸大。硬摇滚敲打得如此猛烈，好像虚张声势在镇压、在掩盖什么。舞池子里只有十来个人，各跳各的，着了魔一般，身不由己地狂扭着。舞客穿着邋遢，镭射灯把他们身上罩上了一层银紫的亮光，在转动的灯光幻影下，好像空中纷纷在飘落齑粉，池子里都撒满了玻璃屑。我绕到后面去找fairynd ，餐厅已改装成电视间，墙上一面巨大的萤屏幕正在放映男色春宫，一群赤身露体的汉子交叠在一堆，在拼命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半明暗的电视间里，只有稀稀落落三四个人，仰靠在椅子上，手里握着一只啤酒瓶，面无表情地瞪视着萤屏幕上那重复又重复的单调动作。fairynd 不见了，tea for o 被销毁得连半点遗迹都寻找不到。

“大伟和东尼你认识吗？”我问那位骨瘦如柴，一头蓬乱长发的调酒师，我要了一杯不掺冰的纯威士忌，一口便喝掉了半杯，那是我五年来头一次开酒戒。

“没听过他们。”调酒师耸耸肩，脸上有点不耐烦。

“他们从前是tea for o 的老板。”我大声对他叫道，摇滚乐几乎淹没了我的声音。

“这里换过好几个老板。”调酒师淡然说道，他又递了一杯威士忌给我，我掏出五块钱的小费塞给他，他望了我一眼，脸上木然的表情才稍缓和一些。

“金诺，你听说过他吗？从前他也在这里调酒的。”我又问他，我拼命想把tea for o 的历史挖掘一些出来，好像要证明它确切存在过。

“金诺？当然，”调酒师说道，“我就是来接他的位置的。”

“金诺现在在哪里？”我好不容易抓到一根与tea for o有关的线索，赶紧追问下去。

“他死了，”调酒师一双深坑的眼睛瞪着我，大概他看见我不肯相信的样子，又加了一句，“他去年死的，他得了aids。”

那天晚上我在end up 喝得酩酊大醉，回到yca旅馆，我倒在房间地板上，放悲声大恸起来，那是自安弟惨死后，第一次，我哭出了声音。

第二天是圣诞夜，街上的人都抢着购买最后一些圣诞礼物。我挤进一家高级食品店，买了一瓶波多红酒，一罐鹅肝酱，黄昏时，摸索着找到了“东村”圣马可广场第八街大伟和东尼那个家。大伟开门见着我便大声惊叫起来，他紧紧搂住我半天不肯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