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自由（1/1）

直到最后1分钟，程序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都不能少”。那天凌晨4点，怀亚特看守所的狱警就把我从床上喊了起来，那时我就隐约感到我将要被释放。他们把我拉上囚车，运到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法院。到达后，他们把我关在法院的一间单人囚室里。自那之后就没有动静了，我在这个囚室里百无聊赖地待了近8个小时！然而我已经走完所有的程序，保释也没什么问题了。会不会最后一刻哪里出问题了呢？我在怀亚特看守所听到过太多类似的故事，即使是现在，我也什么都不敢确定。

焦急等待的不止我一个人。我75岁高龄的父亲一大清早就来到法院，我的朋友琳达陪着他。他就在我被关押的囚室几米外的走廊里苦苦等待。我们近在咫尺，近到可以说话！

下午快4点时，出现了一个好兆头。有人给我送来了我刚到怀亚特看守所时上交的衣服，它们已经变得非常宽松，我穿上后显得特别滑稽。终于，门开了，走廊的尽头是爸爸和琳达，他们站起来张开怀抱迎接我。

自由！我自由了！

我们紧紧相拥，幸福得有些发狂。爸爸看上去精神不错，几个月前，他不顾我的反对，坚持来怀亚特看守所探监，相比那时，他现在显得更加强壮。当时，我感觉他非常弱小，背部疼痛使他佝偻着身躯，呼吸急促，只能靠拐杖行走。那种情形让我感到非常担心。显然他身体很不好，但他还是坚持跨越大西洋，到铁窗外来看他的儿子，哪怕仅仅是两个小时。今天，在囚室门口迎接我的人还是他。此时，克拉拉不得不留在新加坡，孩子们学年结束后会转学，全家搬回法国的手续都需要她去完成。不过，她很快就会和蕾娅、皮埃尔、加布里埃拉和拉斐拉在一起了。1个月后，全家人将齐聚在我这里，共同度过几周的假期时光。

在被释放后的最初几个小时中，我非常激动，但我知道我还没有摆脱全部束缚。在第一阶段，我只有两个月的自由。我必须待在美国境内，住在我康涅狄格州的朋友汤姆的家中，只能去美国的3个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佛罗里达州。1个月后，我准备带孩子们和克拉拉一起去佛罗里达州度假。因为汤姆需要定期接回他的孩子住在家里，所以我和父亲得租几张露营床，我们住在客厅里。

时至今日，关于被释放后的最初几个小时，我的回忆已有些模糊，只有几个深刻的感受凝固在脑海里。14个月以来，我第一次洗了热水澡，这让我感到舒适无比。青草的芬芳、树木的清香、微风的吹拂……孩子们一醒，克拉拉就给我打网络视频电话。他们的变化真大！孩子们要去上学，所以没能跟我聊多久。看到他们的容颜，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心中颇感安慰。我至今还记得，我在汤姆的花园中躺了很久，仔细观察着辽阔广袤、无边无际的天空。我逐渐意识到，由于被关在牢房中太久，我的视角都变小了。我用了好几天才适应了望向远方，成功地分辨出了地平线。在狱中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整日面对同样的环境，我的感知能力——视觉、触觉、味觉、听觉都有所退化。

最初几天，我花了很长时间在森林中散步。如果父亲的身体状况允许，他也会陪我走走。我的父母在年轻时就分开了，我和母亲相伴的时间更多些。直到2014年6月的那段日子里，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我让父亲给我讲讲他的生活、他创建的公司和他在俄罗斯的商业奇遇，我还鼓励他给他的孙子和孙女录些小视频。其余的时间里，我基本都在上网。这在狱中是绝对禁止的。我尽可能多地搜集信息，读媒体上关于通用电气收购阿尔斯通的报道。我下定决心，马上投入自己的调查。

2014年7月中旬，克拉拉和孩子终于要来到我的身边。我心怀忐忑地来到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迎接他们。时过境迁，我又一次来到这里。孩子们掩饰不住欣喜和惊讶。他们的爸爸瘦了快20千克。如果被释放3周的喜悦可以冲淡我忧郁的神情，我或许看上去会更年轻些。说实话，此时我依然一副“愚钝脑袋、苦役身子”的模样。

我发现，皮埃尔比蕾娅快高一个头了。两个小家伙，拉斐拉和加布里埃拉见到我也非常高兴，她们拉着我的手不放开，一旦我松开，她们就大声喊叫并且抗议。只是到了晚上，为了遵守我的保释条例，我得和她们分开，回汤姆家睡。全家其他人都住在琳达家。幸运的是，几天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去佛罗里达州。我获得法官许可，可以在那里待3周，那时才是我们真正幸福时光的开始。我们住在海边的一个酒店式公寓里。梦想成为游泳冠军的蕾娅每天早上在迈阿密的游泳教练员的指导下游5公里，加布里埃拉和拉斐拉在叽叽喳喳地玩沙子，皮埃尔催我们一起体验当地的旅游特色——海陆两栖气垫船，这种小船先在沙子上行驶一段，然后全速驶向大海。沙滩、阳光、海浪，我们像以前一样享受着假期。但对我来说，这次是与众不同的。

3周后，克拉拉和孩子要回法国，我开始争取去法国和他们团聚的权利。好消息终于来了：彭波尼在拒绝认罪1年后，也就是7月18日签署了认罪协议，这也刚好是我从怀亚特看守所出来后一个多月。这很明显地证明，我的羁押和他目前案中的处境完全没有关系，这完全取决于通用电气和阿尔斯通的谈判。他的律师处理得游刃有余（比斯坦要好），因为和我不同，他只需要对一个被控罪名认罪即可。他可真幸运。既然无须等待他的案子的进展，我现在希望美国司法部能够通融些，让我回法国。正当我开始放松心情享受家庭时光的时候，我的希望落空了。我从斯坦处获悉，检察官目前反对以霍斯金斯的方式处置我，他们打算像对付彭波尼一样对付我，我的命运将取决于未来霍斯金斯是否认罪，或者是否接受庭审。美国司法部用这个小把戏可以再抓10多个人，如此循环往复，永无结局。这种悬而未“判”的日子，我或许还要过几个月，甚至几年，而且我和朋友的所有财产一直被冻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生活？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我又何谈重新找回生活的节奏？怎样才能说服未来的雇主？9年的时间里，我随时可能回去蹲监狱，谁还敢雇用我？没人敢。然而我必须找到一个可以重新开始工作的方法。我才46岁。

何况，霍斯金斯有可能会让美国司法部感到恼火。他在阿尔斯通只工作了3年，2004年8月31日，也就是塔拉罕项目合同签订后，他就离职了。在他任国际关系部亚洲分部高级副总裁时，他从未入境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律师提出了一连串的法律问题：一个美国的法院如何能有权限判决一位英国公民在印度尼西亚的贪腐案件？更何况他已从该企业离职多年，在法国只工作了3年，且从未来过美国。起诉他的这些事实是有据可查的，还是凭空捏造的？这还不包括其他技术层面的问题。本来，我并不反对他的套路，甚至完全赞成。如果我没有被关押在怀亚特看守所而可以自由辩护，那我也会这么做。问题是，他的事情让我再次陷入僵局。像往常一样，我咒骂我的律师，我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斯坦也像往常一样对我的咒骂不予回击，然后说些令我不快的话。“如果您不采纳我们的建议，并要求现在就审判，诺维克检察官可能会判您10年！”老调重弹的威胁！这种束手束脚的状态让我无比愤怒，然而柏珂龙却逍遥法外。我非常想知道，他为自己和美国政府谈成的是什么协议。斯坦想方设法劝我说，就算有这样一个协议也与我无关。面对众多的居心叵测，我亲自写了封邮件。8月18日，律师将它发送给了检察官，我要搞清事实真相。

美国司法部始终没有回复，但我的请求是完全合法的。美国人把它叫作“证据开示”：一个允许犯罪嫌疑人搜集为自己辩护的所有证据的程序。我向斯坦表示，我对美国司法部的反应感到惊讶，更准确地说，是对它的不作为感到吃惊。

“有可能这个协议是存在的，”他对我说，“但您永远也不会拿到它。美国司法部并非必须向您提供这份文件，而且如果这是个保密协议，那它也无权将其交给您，甚至无权承认它的存在。”

“好吧，但至少如果它不存在，美国司法部就可以向我否认。他们可以做到吧？”

“他们没有回复您，是因为他们不能白纸黑字地撒谎，所以您可以由此得出任何您想得出的结论。”

我的争辩是徒劳无益的……已经8月底了，克拉拉和孩子们要回法国了。我不想与他们分离，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