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通向自由（1/1）

在巴黎进行的谈判已经尘埃落定，通用电气赢了，它将在一周内与阿尔斯通签署协议。与此同时，检察官诺维克知会斯坦，可以提交一份释放我的动议。2014年6月11日，在经历了424天的羁押后，我终于要重获自由。明天便是我的自由之日。

我在怀亚特看守所的最后一段时间，一切如常。早上6点50分，我起床吃早饭，然后和亚历克斯在食堂的地上铺一块毛巾做运动，再跟随人群在几十平方米的院子里快走一个小时。这个院子就是监狱中的监狱，完全封闭，上方装有全覆盖的顶棚。时至今日，我已在氖灯昏暗光线的持续照射下生活了250天。遭受如此的惩罚，被关进这样一个暗无天日的监区，并非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我运气不好。我和其他囚犯的待遇一样，没有更好，也没有更糟，我像其他人一样遭受着惩罚。无论一个人犯了什么罪，都不该被剥夺呼吸新鲜空气和享受阳光的权利，不该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这种日子使人发狂，使人堕落。有时因为“预算紧张”，我们连院子都不能去，这所资本主义的监狱对利益的追逐，是以侵犯基本人权为代价的，这可真令人愤怒和鄙视。然而，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充分利用监狱的设施、关押更多的犯人、牟取利益最大化，也是要让犯人心理崩溃，以便尽快认罪，这样就能给美国司法部尽可能地减少案件开销，进一步改善它假大空式的统计数据（985的结案率）。

离被释放还有几个小时，我大步快走着，以此发泄对怀亚特看守所和美国司法体系的怒火和仇恨。我感觉身体已被掏空，有些疲惫，仿佛我的身体对未来生活的改变已经做出了反应。我碰见了一个狱友——阿尔巴尼亚人提卡，他在普罗维登斯医院待了4天后刚回到囚室。外科医生从他的喉咙里取出了一个7厘米大的囊肿，这个吓人的东西早就该被取出来了，但他被迫熬了漫长的3个月才获得监狱方同意，被送往医院治疗。我眼看着他的病情日益严重，他的囊肿不停地增大，渐渐堵塞了食道。他无法吃固体食物，否则就会窒息。自2月以来，他只能吃些流食。他不能正常呼吸，晚上睡眠也不好。他填完了成堆的申请文件，才被批准到狱外就医。如今，他脖子上有一个巨大的疤痕，很像弗兰肯斯坦创造出的那个怪人。他一连几天都不能转动头部，但他依然对手术进行得还算顺利感到高兴。医生说从他喉部取出了一块“黑布丁”一样的息肉。这个外科医生对提卡延误治疗导致病情急剧恶化感到极为震惊。怀亚特看守所管理层的这种危险且罪恶的草菅人命的态度，让我也深受其害。在“准备行装”的时候，我又想到了看守所里的几个难兄难弟。一位65岁的印度裔囚犯印第亚就没有这么幸运，他因被延误治疗，于1个月前去世。基德因参与一起毒品交易案，检察官在第一次和他谈判时要关他15年，他无法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上吊自杀了。他才24岁，这是他第一次被逮捕。与我同室7个月的狱友马克，2017年12月被审判之前已经在怀亚特看守所待了5年。他本来计划在圣诞节与家人团聚，但是在审判开始的15天前，检察官突然说，他的诈骗罪比最初认定的更严重，于是马克又被判了25年监禁！鲍勃结婚40年，他的妻子于一个月前去世。看守所管理层不肯押他去参加在波士顿举行的妻子的葬礼，只跟他说可以让灵车停在怀亚特看守所的院子里让他悼念妻子，他拒绝了这个提议。

然而，我还是对自己说，能活着走出怀亚特看守所是幸运的，我期待着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回从前正常的生活。

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和我在看守所中共度一年的最忠实的狱友彼得、亚历克斯和杰克说再见了。我们是看守所中少数的“白领犯人”——700个犯人中不超过10个。

彼得隐约预感到自己即将被释放，他被羁押在怀亚特3年多。被捕之前，他是替黑手党从纽约到拉斯维加斯一箱一箱运输现金的“运输机”。

杰克也将获得保释。原本他是美国新闻的头版人物，记者们甚至给他起了个“小麦道夫”的诨名。这个62岁的金融从业者设计了一起庞氏骗局诈骗美国投资者。他和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协议，最后只被判了七年半。

而他的下线亚历克斯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亚历克斯拒不认罪，他要和这个体制抗争，要扛到最终审判。或许这是个致命的错误，因为这可能使他比杰克判得还要重。在我眼中，这又是一个新的证据，说明整个刑法体系就是一场“俄罗斯轮盘赌”。亚历克斯只能焦躁地等待审判。在我被羁押期间，我与他的关系最亲近。在定居美国前，他曾在马赛读商科，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50多岁，性格开朗，十分虔诚，即使在牢房中也积极乐观。我在怀亚特看守所度过的14个月中，亚历克斯一直给我加油打气。他会是我一生的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