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六县大辩论（2/2）
陈履的回答，是目前为止五县反击中最犀利的一个。帅嘉谟就是当面辩论，恐怕也会感到非常棘手。
相比之下，同一天交作业的祁门县，申文写得极其乏味，无非老生常谈加哭穷而已。没办法，因为祁门当时的知县开缺，申文由县丞刘守德代理撰写。
又过了一个多月，七月二十一日，姗姗来迟的黟县终于把最后一篇申文交了上去。
前面有吴琯、陈嘉策、陈履三员大将坐镇，黟县知县陈正谟就显得轻松多了。在申文里，他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前几位知县的意见，然后说了句略带萌感的风凉话：歙县那么大，就算减了丝绢税，也不过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条船而已；我们黟县现在超级超级穷，再加哪怕一点点赋税，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乌头一样，根本扛不住呢！
于是在万历三年的徽州，可以看到一番神魔小说般的盛况：六个县的官员腾空而起，纷纷祭出法宝与神通，呈文如雪片一般交相挥洒，肆意互喷，口沫四溅。六县的乡宦们也在暗暗输送内力，支持知县们拼个你死我活。
五县经过反击，和歙县堪堪战了一个平手。可是神仙们打架的动静太大，结果当地民众全都被惊动了。田赋一事，对百姓来说最敏感不过。他们一打听，立刻坐不住了。赢了还好，万一知县输了怎么办？咱们不就平白要加税了吗？
这可不行，得出把力，把声势搞得越大越好！于是在乡宦们的刻意鼓动之下，一时之间，六县民众摩拳擦掌，纷纷投身到这一场大辩论中来。
徽州风俗一向健讼，百姓一碰到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上访告状。可是徽州府如今一脑门子官司，没法调停这个纠纷。于是六县民众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更上一级的政府机构。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整个江南官场可真是热闹非凡。有歙县的老百姓去找兵备道告状，有婺源县的不平士人去应天巡抚那儿告状，有绩溪县士民跑到应天巡按那里诉苦。只要和徽州事务沾边的衙门，几乎被他们骚扰了一个遍。两院、兵备道的衙署门庭若市，告状的比送礼的人还多，几乎演变成了全民大诉讼的热闹局面。
面对这种窘境，两院除了连连下文催促徽州府赶紧拿出个结论，还在文书里反复强调：“仍禁谕士民不必纷纷告扰。”可见上级主管部门真是被骚扰得不轻。
可结论哪儿那么容易拿出来啊？或者说，徽州府怎么敢拿出结论来啊？如今争议已经不只在官方层面，连民间都争吵不休，甚至已经导致了几起跨县斗殴。六县民怨都在蓄积，谁敢去惹？
眼看僵局要演变成乱局，到了万历三年年底，十二月初一，丝绢风波的始作俑者帅嘉谟终于再度出手。
帅嘉谟手里并没有什么新的证据，不过他把之前的所有资料统合起来，给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国初朝廷向徽州征派“人丁丝绢”8780匹，均摊六县。结果徽州府户房小吏是五县人，遂哄骗歙县先垫上。等到歙县应承下来之后，户房又把这笔税赋篡改入“夏税生丝”的科目里。从此以后，徽州在歙县征收“夏税生丝”，向上缴纳“人丁丝绢”，瞒天过海两百年。
对于吴琯、陈嘉策、陈履三个人的反驳，帅嘉谟却未置一词。
徽州府拿到帅嘉谟的呈文，再次转发六县，要求合议。这篇转发公文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解释了原本漠然处之的徽州府为何在年初突然重启丝绢案的调查。
按照公文要求，徽州府需要把此前各级主管部门对丝绢事件的批示一一附在前头。从这些信息中，能看出文牍流转的蛛丝马迹。
原来早在年初，南京户部下发了一道文书，责问徽州府，四年前让你们查勘“人丁丝绢”的事，到底查得如何了，徽州府这才想起来。
隆庆五年，帅嘉谟进京告状，曾经成功促使户部下一道文，催促徽州府查勘。后来帅嘉谟失踪，紧接着赶上皇上驾崩，徽州府以为上头把这事给忘了，也就搁置不理了。
谁知道，时隔四年，户部突然想起来这码子事了，来文催促。而且这次催促的性质可不一样，文书前头写得清清楚楚：“奉圣旨：户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
奉圣旨？这是惊动皇上了？
不对，万历皇帝那会儿还小，这个“奉圣旨”，其实是代表内阁的授意，搞不好是首辅张居正的想法。
惊动了这么一位大神，你说徽州府慌不慌？所以从万历三年二月开始，徽州府一反常态地积极推进丝绢案的查证，而且处处偏袒歙县，结果惹出来了一场六县大辩论。
如今吵到年底，徽州府转发帅嘉谟呈文，行到五县。五县立刻跳了起来，合着我们的质疑他一条都没答，纯粹在自说自话。
这次五县不单干了，正式抱团，合着发了一篇《五邑民人诉辩妄奏揭帖》。他们懒得多费唇舌，核心意思就一条，即此前婺源知县吴琯的提议：“伏乞查明，洪武十四年初造黄册，如系六县公赋，甘派无词；如系歙县额科，乞严将帅嘉谟等正法治罪！”
咱们去查黄册的原始记录，是不是，用证据说话！
歙县不甘示弱，立刻回帖嘲讽：“节蒙牌提各县丁亩文册并取有无何项钱粮相抵回文，岂各县抗违不回，延挨会计，歙苦无伸，恳恩差人守提，早赐均摊归结。”
翻译一下：大人早就将通告发了下去，让各县速将各自的人丁、田亩文册都拿出来，仔细核查，看看以前的钱粮到底是怎么缴的，查明白了好回话。哪知他们竟如此大胆，拖拖拉拉，至今未有结果，害我们歙县有苦却无处申冤！恳请大老爷差人提档核查，早将这笔重税分摊六县，以示公平！
你们自己都不肯把县里的档案拿出来对账，百般拖延，还好意思提查黄册的事？
然后两边又跳起来开撕，撕得昏天黑地。
巡按宋仪望看到这一幕，赶紧写信提醒徽州府：“歙民积愤已久，五县纷争亦力，示以均平之情，酌以通融之法，虽有偏心，无可复置私喙矣。”
可见上头也知道六县此时闹成什么模样，生怕酿成民乱，所以话里话外透着一股“别讲道理了，和和稀泥，赶紧把这事平了”的意味。
上下的压力，全落在了倒霉的徽州府身上。
徽州府心想，得，我过不好年，你们谁也别想过好。
万历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徽州府给五县下达了一封催提公文，态度前所未有地严厉：“将该县人丁田亩数目文册一并，星火申报，毋徒执词混扰，致碍转夺，此系至紧事理，难容延缓，如违，提究该吏不贷。”要求五县把县存档案都上交，不许拖延，不许不给。
按说这会儿距离过年只有半个月不到，按中国人传统，有什么事过完年再说。现在徽州府连这个传统都不顾了，看得出来，知府是真急眼了。
于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婺源知县吴琯再一次披挂上阵。
吴琯这一次，带来了更犀利的武器，死死盯住帅嘉谟的几个论点咬。
第一，帅嘉谟说“人丁丝绢”和“夏税生丝”折算出的数字不对。
他算错了！
乙巳改科，是在当年四月一日发生的。歙县一共亏欠9766石9斗3升6勺——这个数字估计是一个处女座的人查出来的，所以针对该县轻租民田3646顷，每亩额外征发四钱生丝。这笔赋税，在洪武年间正式记入黄册档案。
而按照当时的折率，生丝1两折麦7升。歙县亏补的9766石9斗3升6勺麦子，补生丝9041斤，算下来正好是7升麦子补丝1两。完全对得上。（原始资料即如此。）
吴琯还顺嘴嘲讽了一句，这事帅嘉谟你怎么能拿银子来算？国初到现在，银钱变化太大，根本无法做参考。你可真外行。
第二，帅嘉谟说，《大明会典》记载徽州府征收“人丁丝绢”8780匹，没说具体由哪个县交，那么当然是六县均摊，否则该注明是歙县独输。
他弄错了！
此前陈履已经举了不少反例，这次吴琯准备了更充分的“弹药”。
浙江的“夏税丝绵”，是从杭州等八府征收，温、台、处三府不用缴。但《大明会典》里只写浙江布政司征“夏税丝绵”，为什么不注明杭州等八府呢？
因为这是《大明会典》的写作原则：在直隶，言府而不言县；在各布政司，则言省而不言府。如果事事注明，《大明会典》得多厚啊？
再说帅嘉谟举的那两个例子——常州府茶叶注明产自宜兴、宁国府木瓜注明产自宣城，那是特产贡品好吧！跟田赋有什么关系？
第三，帅嘉谟曾经提出一个理论：歙县亏欠夏麦的同时，其他五县也亏欠，六县亏欠的总额，恰好与“人丁丝绢”的税额对得上。
他算错了！
吴琯对这个疑点，也做了十分深入的调查。
乙巳改科之前，歙县产麦19,632石，产米17,688石；婺源产麦8315石，产米8315石。次年歙县产麦亏欠的同时，婺源产麦8000石，确实亏欠300石麦，但是大米丰收了，远比8315石要高，所以根本不需要补麦，自然更不需要转嫁到歙县头上。
第四，帅嘉谟说户房的五县小吏偷偷篡改税收科目，哄骗歙县。
吴琯对这个质疑，简单回复了一句：歙县长官又不是白痴，就算歙县长官白痴，老百姓也不傻。这么大的税额，都要真金白银往外掏，哪里是改改数字就能瞒过去的？
说完这个，他又不阴不阳地补了一句：“你说徽州户房被五县小吏把持，但别忘了，现在的南京户部尚书殷正茂可是你们歙县的。”潜台词是，你说把持户房的人会徇私偏帮本乡，那把持户部的堂官岂不更会徇私喽？”
吴琯提到的这个殷正茂，来历可不简单。他是歙县人，当年巡抚广西，跟俞大猷联手平定了韦银豹的叛乱；总督两广军务时，击破了打着“倭寇”旗号的海寇，光复了惠州、潮州两地，可谓战功累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此时正好改擢为南京户部尚书。
而南京户部，恰好管着丝绢之事，所以吴琯把这事挑明，是怕殷正茂会偷偷偏袒歙县。
在文章末尾，吴琯又强调了一次此前五县揭帖的要求：尽快查询洪武十四年的册籍，搞清楚怎么回事。
两天以后，帅嘉谟没回复，反而是歙县知县姚学闵拍马而至。
不过这回他没有大马金刀地跟吴琯力拼，反而施展出了缠斗功夫，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歙县的税负，实在是太重了。大老爷请看，徽州的四司银16,212两，歙县要负担5361两，其他五县共负10,851两。砖料银708两，歙县负担234两，其他五县共负473两。军需银12,215两，歙县负担4032两，其他五县共负8183两。这些都属于正税之外的杂税，歙县负担了徽州的三分之一，沉重无比。你们怎么忍心把‘人丁丝绢’又砸在我们头上？”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从道理这个层面，胜负的天平开始倾向五县。吴琯的犀利攻势，几乎击溃了歙县的每一个论点，让姚学闵不得不采取守势，不再正面搏杀，改打感情牌。
不过事情总算有那么一点进展。在申文结尾，姚学闵也同意，应该尽快调查黄册，找到原始记录。
这份申文，并没有立刻得到回应。没办法，发出时间是十二月二十七日了，眼看都到年根底下了，有什么事还是等过完年再说吧！
于是争吵几方各自回家，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大年。一直到万历四年（1576年）的二月，祁门、绩溪、休宁、黟县才相继回复。他们的态度很鲜明，支持婺源县的意见，催促尽快开查黄册。
与此同时，五县又扔出一条更具爆炸力的证据。
他们把自己县内的土地档案翻出来，合编了一部《五邑查明丝绢缘由呈词》。这篇呈词很枯燥，但是相当有杀伤力。里面是每一县从乙巳改科后缴纳的赋税定额与增减之变，极为详尽。
原文既长又烦琐，我姑且贴出其中休宁一县的赋税报表，让大家看看效果。
原额夏税麦八千九百九十九石四斗五升二合二勺，秋粮米一万八百四十九石八斗七升八合六勺。改科多麦九百九十三石二斗二升一合八勺，该银二百一十四两八钱五分一厘三毫。加米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一石四斗八升八合，该银五千七百四十七两九钱七分一厘七毫。麦米共银六千六十二两八钱二分三厘。该县国初钱粮当歙三分之二，今照数平抵外，比歙多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七钱三分五厘，歙将何者相抵。
细致到了这地步，可见古人在数据方面一点也不含糊。
注意看最后一句“歙将何者相抵”，每一县的报表结尾，都会加一句“歙将何者相抵”，意思是我们的赋税清清楚楚，你们歙县哪个税目相抵了？
每张报表重复一遍，一共重复了五次，形同五次咄咄逼人的质问。
是文一放出，懂行的都知道歙县大事不妙。歙县也觉得这个实在难以回应，立刻辩称这是各县自己修的，未必准确，还得看朝廷黄册才能定夺！
于是，双方经过将近半年的大辩论，慢慢地把焦点集中到了黄册上。
万历四年四月，歙县和其他五县几乎同时上书，正式要求调取洪武十四年黄册。头大如斗的徽州府在五月十八日正式向南京户部提出申请调阅。
黄册是朝廷的重要档案，历代的档案存放在南京的后湖——玄武湖——库房。这些都是朝廷机密文件，不能随便调取。想查询，必须得到南京户部批准。
其实在这之前，歙县早已经偷偷派人去南京，暗暗地想抢个先手。不料户部直接把去的人踢了回来，理由是“越申”。因为黄册库是户部下属机构，不是什么小州县都能随便来查询的。要查，得徽州府提申请。
休宁县、婺源县也偷偷派人去申请查询，被黄册库以同样的理由踢回。虽然三县都未得逞，但可见彼此在水面下的斗争有多么激烈。
这次徽州府出面申请，南京户部终于批准。徽州府赶紧组织了一支调查团，由歙县县丞、婺源县县丞、休宁县学训导组成，准备开赴南京查阅。
应天巡按宋仪望是个老江湖，他有点担心就算查了黄册，恐怕徽州人还是会纠缠不清。无论查询结果对哪边有利，另外一边一定会大闹特闹。为了避免这些麻烦事，宋仪望特意委派了太平府推官刘垓、宁国府推官史元熙，再加上徽州府推官舒邦儒——江西余干人，以中立第三方的身份，加入审阅黄册的队伍。
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骚乱，宋仪望还指示徽州府，把诸县带头闹事的几个人先控制起来。去年六县大辩论的时候，除了几位知县唇枪舌剑之外，民间议论纷纷，涌现了几个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在县里影响很大，要么为本县摇旗助威，要么频繁越级上书、上访、上告，还随时会向老百姓通报最新进度。百姓闻胜则喜，闻败则怨，民间全靠他们才鼓噪出如此之大的声势。
在宋仪望看来，下面的民怨都是被这些大嘴巴忽悠起来的。眼看查阅黄册在即，可不能让这些人生出变数，先关一阵再说。
于是连同帅嘉谟在内，还有五县的黄棠、程文昌、汪福髙、吴敏仕、胡国用等影响力最大的几个老百姓，被尽数控制起来。不过帅嘉谟很快被释放了，因为他作为首倡之人，必须赶赴南京。
消弭了这个变数之后，徽州府调查团于万历四年七月十三日动身，于七月二十三日晚抵达南京。二十六日，调查团向南京户部投文，次日得到召见。户部尚书殷正茂勉励了他们一番，说：“二百年黄册，岂有可改易之理，各自安心。”然后派了负责后湖管册的一个姓王的户科给事中、一个许主事予以协助。
不过这两位一听调查团的请求，都面露难色，说时间这么久了，可未必查得到啊。调查团急了，我们大老远过来，就为了看一眼，无论如何还请协助。
八月初二，调查团终于进入后湖，见到了梦寐以求的黄册。紧接着，他们眼前一黑。
黄册十年一造。洪武十四年恰好是第一批黄册攒造的时间，从那时候算起，到万历四年，一共造了十九批，积攒起来的黄册数量，可谓浩如烟海。
别的不说，单是徽州府相关的黄册就装满了足足二十个架子。光是搬运工人，就得临时雇用一百五十人。而调查团能查卷册的呢？一共就歙县县丞、婺源县县丞、休宁县学训导三个人，外加一个编外的帅嘉谟。这四个人埋头去查，估计查完得八月底了。
关键他们还不能亲自入库去查。黄册库的规矩，外人不得入库，以防有篡改涂抹的情形。想查怎么办呢？得由黄册库的官吏找到相关档案，先抄一遍，再把抄件发给他们。这么做很安全，很负责，就是效率极其低下。
可是，又能怎么办呢？等呗！调查团的几个倒霉蛋一撸袖子，开始吭哧吭哧地翻起故纸堆来。
这些可怜孩子没料到，就在他们辛苦工作的同时，徽州府又出事了。
八月十四日，歙县一个叫许一纯的生员，突然上书徽州府，提出了一个新理论：“黄册的记录，并没那么可靠！因为那都是本地人所修，想要篡改实在太容易了。而《大明会典》是朝廷修的，更具有权威性。如果黄册跟《大明会典》矛盾，应该以后者为准。”
这一下子，五县舆论哗然。在他们看来，这个主张实在荒唐。黄册是国初朝廷派员监修，当地人怎么可能篡改？而《大明会典》是政府法规手册，二手资料怎么跟原始资料比可信度？
不用问，这是歙县知道黄册查询结果对自己不利，开始造势了！
五县毫不含糊，立刻具文反击，两边的话越说越难听。你骂我“罔上规避，侮文蔑法乱政”，我骂你“五县奸刁，妄行捏奏”，甚至还有好多百姓跑到官府门口，哭着要求“恳天作主，剿虎安民”。瞧瞧这用词，剿虎，这是恨不得把对方当土匪给剿了。
结果正如宋仪望所担心的那样，闹事者关了一批，又来一批，抓都抓不完。在他们的煽动下，诸县立刻又沸腾起来，局势又一次大乱。
倒霉催的徽州府一面四处安抚，一面催促南京那边尽快拿出一个结果才好。
这一等，就等到了九月中旬。调查团终于完成了工作，整理出一份从洪武十四年到隆庆六年的黄册抄件。
随之而来的，还有帅嘉谟的一份报告。
在报告里，帅嘉谟说，洪武十四年造的黄册，缺损甚多，尤其是最关键的“乙巳改科”以及当年四月一日改科的记录，完全丢失。
没了？
没了！
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傻眼了。
六县人民都望眼欲穿，指望着黄册来主持公道呢。之前你说得那么热闹，现在你告诉我，档案丢失，死无对证，那怎么办？
帅嘉谟对此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在报告后半段写道：从乙巳年改科到洪武十四年造册，前后差了十六年，很有可能五县改窜黄册、府志在先，造册在后，不足为信。然后抛出一句话：
“切思《大明会典》乃祖宗立法垂统之宪章，黄册乃民间遵文攒造之图籍……岂奸反指府志黄册为成法，而妄奏藐《大明会典》、部劄为私书。”
意思是说：朝廷存的黄册原始记录已经没有了，所以大家要相信《大明会典》的权威性。
得，事情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
全白忙活了。
说实话，帅嘉谟这个主张，实在强词夺理。资料汇编怎么可能比原始记录还可靠？无非是《大明会典》对歙县有利，所以他才死死咬住这一点。
消息传回徽州，给本来就激烈的舆论又泼上了一勺油。徽州府各县民众几乎气炸了，放弃了讲道理，直接改成人身攻击。再后来干脆开骂，污言秽语，什么都泼上来了。六县几乎到了开战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