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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伊是啥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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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关系。你天天来看她,陪她,时间一长,她一定会记起你是谁。”丹珏给老头子出点子。

陆焉识从那以后果然天天去看婉喻。他一早就离开子烨的家,在路上买几副大饼油条,或者两客生煎馒头,或者四五个糯米糕团。他到达的时候总是婉喻从菜市场买了菜出来的时候。菜贩子们现在跟婉喻很熟了,只要婉喻丢了东西在他们菜摊子上,他们一定会在晚上收市前送到家来,告诉丹珏:“冯家姆妈又糊里糊涂了!”过了一阵,焉识索性直接到菜市场去接婉喻,帮婉喻提提竹篮或网线袋,下雨时帮她撑撑伞。两人一道走进弄堂,一道上楼,回到冯家的厨房时,丹珏一般还在马桶间里。马桶间跟厨房只隔一片薄墙,上面还开了个高高的小窗。丹珏常常存心在马桶间磨蹭,听两个老年男女都谈些什么。

这天她听见婉喻说:“你提的意见很对,我再改一改。”

陆焉识说:“不用改了,涂掉几个字就行了。”

婉喻说:“不行的。入党申请书的字一定要写得最漂亮。涂了就不漂亮了。对吗?”

丹珏心里羡慕母亲,把那个“对吗”说得那样甜,那样嗲,那样天真无邪。

陆焉识就着婉喻的嗲劲说:“对的。”

婉喻又说:“人是不可以没有理想的,对吗?”

陆焉识说:“写字也要有理想。你看现在那些年轻人,干什么都没什么理想了。”

“年轻人嘛。”婉喻劝慰焉识也劝慰自己地轻轻长叹。

又一次陆焉识说:“婉喻,大卫·韦死了,你晓得吧?”焉识一定是试探她的记忆,看看她是不是还想得起个把故人来。

“死了?”婉喻说,口气中一丝惊讶也没有。她也一定是不想让焉识看出,她根本不知道大卫·韦是谁。“怎么死的?”

“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打成了内伤,脑子里淤积了血块,做了手术好多年了,一直蛮好,前两天突然死的。”

“真的?倒是爽气的。”

丹珏想,原来陆焉识回到上海还是走访了一些人,得到了不少消息。有一位姓凌的知名民主人士,在1959年被送到新疆劳改,1971年在新疆去世的事情,他也是回上海不久就知道了。

有一次丹珏在马桶间听到陆焉识跟冯婉喻说:“你孙女的字是你教的吗?写得不错。”

婉喻没有说话。她现在很谨慎,怕露馅儿,让别人看出来她根本记不得有那么个孙女。

1979年中秋节过后,丹珏接到丹琼的电话,说他们一家准备到中国来过春节。这个时候,冯婉喻和陆焉识已经很熟。

冯婉喻的容貌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变化是渐渐的,似乎随着她记忆中事物人物的淡去,她的脸干净光洁起来。也有些时候,丹珏在一夜醒来之后,发现婉喻的面容突然年轻了十来岁。她坐在靠着小阳台的椅子上,膝盖上放一个竹笸箩,豆子一颗一颗被她的满是心事又漫不经意的手指剥出,落进笸箩,剥豆的动作本身就是回忆和梦想。她的安静和优美在夕阳里真的可以入画;她脸上的皮肤是那种膏脂的白皙,皮下灌满琼浆似的。那样的一个冯婉喻也是等待本身,除了永久地无期地等待远方回归的焉识,也等待每天来看望她、似乎陪她等待焉识的那个男子。你无法使她相信,陪她等待的这个人,就是她等待的那个人。有时丹珏也发现陆焉识看婉喻看呆了,他也想不通这个女人的生命怎么会倒流,这种倒流如此怪诞,却是一种很妙的怪诞。

丹珏通过偷听,也通过向父亲直接打听,摸清了他和婉喻半年来的关系进展。婉喻不时会拿出个漆器小箱子,表情和动作带着膜拜意味地把箱盖打开。箱子里整齐摆放着一扎一扎的书信,用紫色、深蓝、酒红的缎带捆扎。每一捆上面放着一个小纸笺,上面标有袖珍毛笔字:“1928―1933,焉识书自美国华盛顿”,“1954―1956,焉识书自上海,提篮桥”……对于婉喻来说,“书自美国”和“书自提篮桥”没什么大区别,都是意味着遥远和隔绝,只能靠两人的文字相互走动,并心交谈。

婉喻告诉焉识:“喏,这都是他来的信。”她的表情是骄傲的,满足的。

她不断地把这些信拿出来给他看,丹珏猜想她的动机可能是这两种:第一,她不记得前两天刚刚把这些信炫耀给他;第二,她意识到这个常常出现在她家的男人对她有爱慕之心,因此她得一再告诉他,自己是名花有主。有时候,陆焉识问冯婉喻可不可以打开那些信,让他读一读里面的内容。她立刻把漆器箱子往自己怀里一收,意思是:你怎么会有这么无礼的要求?

终于有一天,她主动打开了一封信,铺平在八仙桌上。焉识看见自己的墨迹深一块浅一块,好多字都化成毛茸茸的了。她是怎样一面流泪一面读他的信?并且,每封信她读了多少遍?每读一遍都流泪?

陆焉识对小女儿说:“你姆妈真不容易。”

有时候陆焉识和冯婉喻会一同出去散步,天气好的话,还会到公园野餐。婉喻跟焉识说:“一定要靠近组织。组织常常到公园里开小组会。”假如焉识问她:“小组会你参加过吗?”她会说:“参加过呀!党支部的领导常常邀请非党员参加小组会。”但过了一阵,她又忘了事情的前后顺序,对焉识说:“他们没有批准我入党,我让我自己入党了。”

“你怎么能让你自己入得呢?”焉识是这样问的。

“我把入党申请书烧掉了,把灰冲了开水喝进去了。”婉喻庄严地说。“怎样入党不要紧的,理想最要紧,对吧?”

陆焉识是从婉喻这里认识了共产主义。婉喻的共产主义。这主义非常美丽,诗一样,画一样。也非常单纯,甚至单调,像所有劝你善、教你好的教条一样单调。那美丽理想的教条使所有人变得干净,漂亮,都穿着洁白衬衫和海蓝裤子,带着鲜红的领巾,双目中有着两团太阳,头发里过着好风,嘴唇上都是诗和歌,并且都有着大山大海的胸怀,什么都容得下就是容不下自己。这个主义里的人为了许多目的做好事,就是不为自己的目的。他看到这么多年来,婉喻为了这理想修了怎样的苦行,姿态那样低,那样地自卑。这就使他更加疼爱她;为她的自卑而疼她。婉喻一生都那么自卑,一个优美的,优秀如婉喻的女子,自卑了一生,这是令人心疼的。一切压迫了她的人和事物,甚至理想和主义,都应该对她这自卑负责。他陆焉识也是该负责的人之一,还有恩娘,还有他不认识的婉喻的领导、组织、同事,甚至她的学生们。

最令焉识心疼的是,婉喻从来没有意识到人们和事物们对于她的不公,因此她没有被不公变成怨妇。也许一切的不公都始于他陆焉识:那个独守空帐的新婚夜,十九岁的婉喻就接受了焉识对她的不公,比起那份不公,世上便不再有不公了。罪魁祸首不是他焉识又是谁呢?……

焉识了解了婉喻,透彻地了解了:她实际上早就不再需要他,在没有他的那些年里,她的伴侣是理想。尽管这伴侣对她也不怎么样,不比陆焉识好到哪里去。

他伸出手,搂住了婉喻单薄的肩膀。那肩膀没有变过,跟四十多年前一样单薄,但似乎更知寒暖,更懂呼应,因此更美好。难道一定要经过二十多年的分离,经过陪绑沙场、饥荒和人吃人,才能领略它们的妙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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