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节(1/2)
这名闻遐迩的展览会果然开慕了!从盛大节日的早上开始,居民就在门口说长道短,议论准备工作做得怎样;镇公所门口装饰了常春藤;草地上搭起了一座帐篷,准备摆酒席,而广场当中,教堂前面,有一架中世纪的射石炮,等到州长光临,或者农民受奖的时候,就要鸣炮。国民自卫队从比希开来(荣镇没有自卫队),和比内率领的消防队联合参加检阅。这一天,比内的衣领比平时还高,制服紧紧裹在身上,胸部挺起,一动不动,仿佛只有下半身两条腿才会动似的,抬腿也有节奏,一步一拍,动作一致。税务官和联队长似乎要见个高低,显显本领,就要部下各自操练。观众只见自卫队的红肩章和消防队的黑胸甲你来我往,川流不息,红的才走,黑的又来!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盛大的场面!好些人家头一天就把房屋打扫干净;三色的国旗挂在半开半关的窗子外面;家家酒店都是高朋满座;天气晴朗,上了浆的帽子,金十字架和花围巾在阳光下闪耀,似乎比雪还白,在星罗棋布的五颜六色衬托之下,深色的外套和蓝色的工装越发显得单调了。附近的农村妇女生怕弄脏了长袍,就把下摆卷起,甩大别针紧紧扣在身上,一直等到下马的时候才解开;她们的丈夫却相反,只爱惜他们的帽子,把手帕遮在上而,还用牙齿咬住手帕的一个角。
人群从村子的两头走上大街。小街小巷,家家户户都有人出来;时不时地听得见门环响,戴线手套的太太们出来看热闹,门就关上了。大家特别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长长的三角架,上面挂满了灯笼,竖立在要人们就座的主席台两边。另外,在镇公所门前的四根圆柱上,绑了四根旗竿,每根竿子上挂了一面淡绿色的小旗,旗子上绣了金字,一面旗子上绣的是商业,另一面是农业,第三面是工业,第四面是艺术。
大家兴高采烈,人人笑逐颜开,只有勒方苏瓦老板娘一个人显得闷闷不乐。她站在厨房的台阶上,仿佛下巴在嘀咕似地说道:
“真是胡闹!这些帆布篷子真是胡闹!难道他们以为州长也像一个街头艺人,会坐在帐篷底下吃午餐吗?这些阻碍交通的摊子,难道能说是造福乡里吗!早知道这样,犯得着到新堡去找一个蹩脚厨子来吗!为什么找人呢?为这些放牛的!为赤脚的流浪汉!……”
药剂师过来了。他穿着黑色的礼服,一条米黄色的裤子,一双狸毛皮鞋,尤其难得的是戴了一顶小礼帽。
“对不起!”他说,“鄙人很忙。”
胖胖的寡妇问他到哪里去。
“你觉得很奇怪,是不是?我一直钻在实验室里,就像拉-封丹寓言中写的老鼠钻在干酪里一样。”
“什么干酪?”老板娘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奥默接着说。“我只是跟你讲,勒方苏瓦太太,我习惯于一个人呆在家里。不过今天,情况不同了,我不得不……”
“啊!你到那边去?”她说时露出一副瞧不起的神气。
“是的,到那边去,”药剂师诧异地回答道。“我不是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吗?”
勒方苏瓦大娘打量了他几分钟,最后笑着说:
“那是另外一码事!耕田种地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懂得那一套吗?”
“当然懂得,因为我是药剂师,也就是化学家嘛!而化学的目的,勒方苏瓦太太,就是认识自然界一切物体的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农业当然也包括在化学的范围之内了!事实上,肥料的合成,酒精的发酵,煤气的分析,瘴气的影响,这一切的一切,我要问你,不是不折不扣的化学吗?”
老板娘无言对答。奥默又接着说:
“你以为做一个农学家,就要自己耕田种地,养鸡喂鸭吗?其实,他更需要知道的倒是物质的成分,地层的分类,大气的作用,土地、矿床、水源的性质,各种物体的密度和毛细管现象!其他等等。一定要彻底掌握了卫生原理,才能指导、批评如何建筑房屋,喂养牲口,供应仆人食物!勒方苏瓦太太,还要掌握植物学,学会分辨草木,你明白吗?哪些对健康有益,哪些有害;哪些产量低,哪些营养高;是不是应该在这边拔,再在那边种;繁殖一种,消灭另一种;总而言之,要读小册子和报刊杂志,才能了解科学发展的情况,总要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才能指出改进的方法……”
老板娘的眼睛没有离开法兰西咖啡馆的门,药剂师却接着说:
“上帝保佑,假如我们的农民都是农学家,或者他们至少能多听听科学家的意见,那就好了!因此,我最近写了一本很有用的小册子,一篇有七十二页的学术论文,题目是:《论苹果酒的制作法及其效用;附新思考》。我送到卢昂农学会去了,并且很荣幸地被接受为会员,分在农业组果树类。哎,要是我的作品能够公布于世……”
但是药剂师住口了,因为勒方苏瓦大娘看来心不在焉。
“看他们!”她说,“真不懂!简直不成话!”
她耸一耸肩膀,把胸前毛衣的网眼也绷开了。她伸出两只手来,指着她对手开的小餐馆,里面传出了歌声。
“你看,这长久得了吗?”她又说了一句。“不到一个星期,不关门才怪呢!”
奥默一听,吓得倒退了两步。她却走下三级台阶,在他耳边说道:
“怎么!你不晓得?这个星期就要查封了。是勒合害了他。他的借票都到期了。”
“那真是祸从天降!”药剂师叫了起来,不管碰到什么情况,他总不会没有话说。
于是老板娘就讲起这件事来,她是听吉约曼先生的佣人特奥多讲的。虽然她恨小餐馆的老板特利耶,但也不肯放过勒合。他是一个骗子,一条爬虫。
“啊!且慢!”她说,“菜市场里那个人不就是他吗?他正向包法利夫人打招呼呢;夫人戴了一顶绿色的帽子。她还挎着布朗瑞先生的胳膊。”
“包法利夫人吗?”奥默说。“我得过去招呼一下。说不定她要在院子里,在柱廊下找个座位。”
勒方苏瓦大娘想叫住药剂师,还要罗罗嗦嗦地讲下去,可是他不听她的,赶快走开了,嘴上还挂着微笑,腿伸得直直的,碰到人就打招呼,黑礼服的下摆在后面随风飘动,占了好多地方。
罗多夫老远就看见了他,却加快了脚步,但是包法利夫人喘气了,他只好又放慢步子,不太客气地微笑着对她说:
“我是要躲开那个胖子:你知道,我说的是药剂师。”
她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他心里想。
他继续往前走,一面斜着眼睛看她。
她的侧影很安静,简直叫人猜不透。她的脸在阳光下看得更清楚。她戴着椭圆形的帽子,浅色的帽带好像芦苇的叶子。她的眼睛在弯弯的长睫毛下望着前面,虽然睁得很大。但由于白净的皮肤下面血在流动,看来有点受到颧骨的抑制。她的鼻孔透出攻瑰般的红颜色。她头一歪,看得见两片嘴唇之间珍珠般的白牙齿。
“难道她是在笑我?”罗多夫心里想。
其实,艾玛捅他,只是要他当心;因为勒合先生陪着他们,没话找话地说上一两句:
“今天天气真好:大家都出来了!今天刮的是东风。”
包法利夫人和罗多夫一样、都懒得回答,但是只要他们稍微一动,他就凑到他们身边问道:“有什么吩咐吗?”并且做出要脱帽的手势。
他们走到铁匠店前,罗多夫突然不从大路到栅栏门去,拉着包法利夫人走上了一条小路,并且喊道:
“再见,勒合先生:祝你快乐!”
“你真会打发人!”她笑着说。
“为什么,”他回答说,“要让别人打搅?既然今天我三生有幸……”
艾玛脸红了,他没有说完他的话。于是他又谈起好天气,谈起草地上散步的乐趣来。有些雏菊已经长出来了。
“这些温存体贴的雏菊,”他说,“够本地害相思的姑娘用来求神问卦的了。”
他又加上一句:
“要是我也摘一朵呢!你说好不好呀?”
“难道你也在恋爱吗?”她咳嗽了一声说。
“哎!哎!那谁晓得?”罗多夫答道。
草地上的人多起来了,管家婆拿着大雨伞,大菜篮,带着小孩子横冲直撞。你还要时常躲开一溜乡下女人,穿蓝袜子、平底鞋、戴银戒指的女佣人,你走她们身边过,就闻得到牛奶味。她们手拉着手,顺着草地走来,从那排拍手杨到宴会的帐篷,到处是人。好在评审的时间到了,庄稼汉一个接着一个,走进了一块用绳子拴着木桩圈出来的空场子。牲口也在里面,鼻孔冲着绳子,大大小小的屁股乱嘈嘈地挤成一排。有几头猪似睡非睡地在用嘴拱土;有些小牛在哞哞叫,小羊在咩咩呼喊;母牛弯着后腿,肚皮贴着草地,在慢慢地咀嚼,还不停地眨着沉重的眼皮,牛蝇围着它们嗡嗡飞。几个赶大车的车夫光着胳膊,拉住公马的笼头,公马尥起蹶子,朝着母马扯开嗓子嘶叫。母马却老老实实地待着,伸长了鬣毛下垂的脖子,小马驹躺在母马身子下面,有时站起吮几口奶;这些牲口挤在一起,排成一行,动起来就像波浪随风起伏一样,这里冒出雪白的鬃毛,那里露出牛羊的尖角,或者是来回攒动的人头,在围场外面大约一百步远的地方,有一头黑色的大公牛,戴了嘴套,鼻孔上穿了一个铁环,一动不动,好像一头铜牛。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用绳子牵着它。
这时,在两排牲口中间,来了几位大人先生,他们走的脚步很重,每检查一只牲口之后,就彼此低声商量。他们当中有一位显得更重要,一边走,一边在本子上记录。他就是评判委员会的主席:邦镇的德罗泽雷先生。他一认出了罗多夫,就兴冲冲地走过来,做出讨人欢喜的模样,微笑着对他说:
“怎么,布朗瑞先生,你放得下大伙儿的事情不管吗?”
罗多夫满口答应说他一定来。但等主席一走,
“说老实话,”他就对艾玛说,“我才不去呢。陪他哪里比得上陪你有意思!”
罗多夫虽然不把展览会放在眼里,但是为了行动方便,却向警察出示自己的蓝色请帖,有时还在一件“展品”面前站住,可惜包法利夫人对展品不感兴趣。他一发现,马上就改变话题,嘲笑荣镇女人的打扮;接着又请艾玛原谅他的衣着随便。他的装束显得不太协调,既普通,又讲究,看惯了平常人的衣服,一般老百姓会看出他的生活与众不同。他的感情越出常轨,艺术对他的专横影响,还总夹杂着某种瞧不起社会习俗的心理。这对人既有吸引力,又使人恼火。他的细麻布衬衫袖口上有绉褶,他的背心是灰色斜纹布的,只要一起风,衬衫就会从背心领口那儿鼓出来;他的裤子上有宽宽的条纹,在脚踝骨那儿露出了一双南京布面的漆皮鞋。鞋上镶的漆皮很亮,连草都照得出来。他就穿着这样贼亮的皮鞋在马粪上走,一只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草帽歪戴在头上。
“再说,”他又补充一句,“一个人住在乡下的时候……”
“做什么都是白费劲,”艾玛说。
“你说得对!”罗多夫接过来说。“想想看,这些乡巴佬,没有一个人知道礼服的式样!”
于是他们谈到乡下的土气,压得喘不出气的生活,幻灭了的希望。
“因此,”罗多夫说,“我沉在忧郁的深渊里……”
“你吗!”她惊讶得叫了起来。“我还以为你很快活呢?”
“啊!是的,表面上是这样,因为在人群中,我总在脸上戴了一个嘻嘻哈哈的假面具。但是只要一看见坟墓,在月光之下,我有多少回在心里寻思:是不是追随长眠地下的人好些……”
“哎呀!那你的朋友呢?”她说,“难道你就不想他们!”
“我的朋友吗?那是什么人呀?我有朋友吗?谁关心我呀?”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嘴里不知不觉地吹出了口哨的声音。
但是他们不得不分开一下,因为有一个人抱着一大堆椅子从后面走来了。椅子堆得这样高,只看得见他的木头鞋尖和张开的十个指头。来的人是掘坟墓的勒斯蒂布杜瓦,他把教堂里的椅子搬出来给大家坐。只要和他的利益有关,他的想象力是丰富的,所以就想出了这个办法,要从展览会捞一点好处;他的想法不错,因为要租椅子的人太多,他不知道听谁的好。的确,乡下人一热,就抢着租椅子,因为草垫子闻起来有香烛的气味,厚厚的椅背上还沾着熔化了的蜡,于是他们毕恭毕敬地坐了上去。
包法利夫人再挽住罗多夫的胳膊。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起来:
“是啊!我总是一个人!错过了多少机会!啊!要是生活有个目的,要是我碰到一个真情实意的人,要是我能找到……哎呀!我多么愿意用尽我的精力,克服一切困难,打破一切障碍!”
“可是,在我看来,”艾玛说,“你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呀!”
“啊!你这样想?”罗多夫说。
“因为,说到底……”她接着说,“你是自由的。”
她犹豫了一下说:“你还有钱呢。”
“不要拿我开玩笑了,”他回答说。
她发誓不是开玩笑。忽然听见一声炮响,大家立刻一窝蜂似地挤到村子里去。
不料这是个错误的信号,州长先生还没有来,评判委员们感到很为难,不知道是应该开会,还是该再等一等。
到底,在广场的尽头,出现了一辆租来的双篷四轮大马车,拉车的是两匹瘦马,一个戴白帽的车夫正在挥舞马鞭。比内还来得及喊:“取枪!”联队长也不甘落后。大家跑去取架好的枪。大家都争先恐后。有些人还忘记了戴领章。好在州长的车驾似乎也能体谅他们的苦衷,两匹并驾齐驱的瘦马,咬着马辔小链,左摇右摆,小步跑到了镇公所的四根圆柱前,正好国民自卫队和消防队来得及摆好队伍,打着鼓在原地踏步。
“站稳!”比内喊道。
“立定!”联队长喊道。“向左看齐!”于是持枪敬礼,枪箍卡里卡拉一响,好像铜锅滚下楼梯一般,然后枪都放下。
于是就看见马车里走下一位先生,穿了一件银线绣花的短礼服,前额秃了,后脑有一撮头发,脸色灰白,看起来很和善。他的两只眼睛很大,眼皮很厚,半开半闭地打量了一眼在场的群众,同时仰起他的尖鼻子,使瘪下去的嘴巴露出微笑来。他认出了佩绶带的镇长,就对他解释,说州长不能来了。他本人是州议员;接着,他又表示了歉意。杜瓦施回答了几句恭维话,州议员表示不敢当;他们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前额几乎碰到前额,四周围着评判委员、乡镇议员、知名人士、国民自卫队和群众。州议员先生把黑色的小三角罢放在胸前,一再还礼,而杜瓦施也把腰弯得像一张弓,一面微笑着,结结巴巴地搜索枯肠,要表明他对王室的忠心,对贵宾光临荣镇的感激。
客店的小伙计伊波利特走过来,接过了马车夫手里的缰绳,虽然他跛了一只脚,还是把马牵到金狮客店的门廊下.那里有很多乡下人挤在一起看马车。于是击鼓鸣炮。先生们一个接着一个走上了主席台,坐上杜瓦施夫人借给大会的红色粗绒扶手椅。
大人先生的模样都差不多。他们脸上的皮肤松驰,给太阳晒得有点黑了,看起来像甜苹果酒的颜色,他们蓬松的连鬓胡子显露在硬领外面,领子上系了白领带,还结了一个玫瑰领花,他们的背心都是丝绒的,都有个圆翻领,他们的表带末端都挂了一个椭圆形的红玉印章;他们都把手放在大腿上,两腿小心地分开,裤裆的料子没有褪色,磨得比靴皮还亮。
有身分地位的女士们坐在后面,在柱廊里,在圆柱子中间,而普通老百姓就站在对面,或者坐在椅子上。的确,勒斯蒂布杜瓦把原先搬到草地上的椅子又都搬到这里来了,他甚至还一刻不停地跑到教堂里去找椅子,由于他这样来回做买卖,造成了变通堵塞,要想走到主席台的小梯子前,也都很困难了。
“我认为,”勒合先生碰到回座位去的药剂师,就搭话说,“我们应该竖两根威尼斯旗杆,挂上一些庄严肃穆、富丽堂皇的东西,就像时新的服饰用品一样,那才好看呢!”
“的确,”奥默答道。“但是,你有什么办法呢!这是镇长一手包办的呀!他的口味不高,可怜的杜瓦施,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艺术的天分。”
这时,罗多夫带着包法利夫人上了镇公所的二楼,走进了“会议厅”,里面没有人,他就说:“在这里瞧热闹舒服多了,”他在摆着国王半身像的椭圆桌边搬了三个凳子,放在一个窗前,于是他们并肩坐着。
主席台上正在互相推让,不断地交头接耳,低声商量。最后,州议员先生站了起来,这时大家才知道他姓略万,于是你一言,我一语,这个姓氏就在群众中传开了。他核对了一下几页讲稿,眼睛凑在纸上,开口讲道:
“诸位先生,首先,在谈到今天盛会的主题之前,请允许我表达一下我们大家共有的感情。我说,我要公正地评价我们的最高行政当局,政府,君主,诸位先生,我是说我们至高无上、无比爱戴的国王,无论我们国家的繁荣,或是个人事业的兴隆,国王无不关心,并且坚定明智,驾御国家这辆大车,经过千难万险,惊涛骇浪,无论是平时或是战时,都能振兴工业,商业,农业,艺术。”
“我看.”罗多夫说,“我该靠后一点坐。”
“为什么?”艾玛问道。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州议员的声音提得特别高。他激动地讲道:
“诸位先生,内战血染广场,工商业主夜半被警钟惊醒,标语口号颠覆国家的基础,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是因为,”罗多夫接着说,“下面的人看得见我;这样一来,我要花半个月来道歉还怕不够呢!你要晓得,像我这样名声不好的人……”
“哎呀!你怎么糟踏自己!”艾玛说。
“不,不,我的名声是糟透了,我说的是真话。”
“但是,诸位先生,”州议员接着说,“如果我们不去回想这些黑暗的情景,而把我们的目光转移到我们美丽祖国的现实情况上来,我们又会看见什么呢?到处的商业和艺术都是一片繁荣,到处的新交通路线,就像国家机体内的新动脉一样,建立了新的联系;我们巨大的生产中心又恢复了活动;宗教更加巩固,向所有的心灵微笑;我们的港口货源不断,我们的信心得到恢复,法兰西总算松了一口气!……”
“其实,”罗多夫补充说,“从社会的观点看来,他们也许有理。”
“怎么有理?”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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