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夹农（1/2）

夹农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妈叫李怀珠，是个右派，1958年的冬季在农场劳教时生下他。你觉得这个名字古怪吗?一点也不古怪。有些人叫延生，说明他是在延安出生的；有些人在北京出生，叫京生；我还遇到个叫津津的姑娘，是天津市人。李怀珠是在夹边沟农场生下那孩子的，就叫他夹农。这些年我老了，七十岁了，我经常回忆起年轻时候的美好的和艰辛的生活，想起在夹边沟生活过的日子，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来。一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就又想起夹农来，因为那一段时间围绕着夹农发生了许多难忘的事。

我是1958年3月划为右派分子的。我原在省公安厅工作，丈夫也在公安厅。我是张掖人，家庭出身是小土地出租，也就是农村的一个小地主，家里有二十几亩水浇地。1947年我从张掖师范毕业。以我自己的想法，师范毕业了，就在张掖县当个小学教师就可以了，可是我父亲不同意，说我家没有男孩子，就我和姐姐两个姑娘，姐姐已经出嫁了，嫁了一个山西在张掖做买卖的商人，那商人那时已经破产了，我姐的生活已经很悲惨了，我一定要上大学，将来找一个好丈夫，他和我妈的晚年才有依靠。于是我父亲送我到兰州读兰州大学中文系。在兰大读了两年书兰州就解放了。兰州是1949年8月26日解放的。在解放兰州的战役打响之前学校就停课了，也正好是放暑假的时候学校里没啥人了，我也不敢住校了，就住到一个远亲家去了。兰州解放的第四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到学校去了一趟，看什么时候开学。我的亲戚家在小西湖住，那几天还没有交通车，我就步行着进城去。我路过萃英门也就是西关什字一带的时候战场还没有打扫干净，这里一具尸体，那里一摊晒干了的血迹，血迹黑黑的。我到了学校，学校里空荡荡的看不见人，只有门房有人。我问问门房的人什么时候开学，门房也说不知道，可能还得些日子。于是我心里嘀咕开了：这可怎么办呀，学校开不了学，家里不寄钱来，我又回不了张掖，那时候河西走廊还没解放光在亲戚家吃闲饭哪行呀。就在我忧愁之际，遇到了一个名叫章宗昌的同学。他是陕西人，从陕西到兰大来读书的。我问他学校不开学怎么办呀。他说他已经决定不上学了，要去参加解放军。他认识的同学有人已经参军了，说解放军很欢迎学生参军。他当时还动员我，你的情况和我一样，家里寄不来钱，干脆咱们一起去参军吧。我当时就同意了，参军就参军，我早就想参加革命了。于是我们就到军管会去了。那时的军管会设在后来的兰州饭店跟前，我们去了说要参加解放军，军管会的人问了问我们的家庭情况说好呀，欢迎你们参军。部队就是缺少像你们这样的知识人才。可是临到军管会要写介绍信叫我们去部队报到时我又犹豫了，我说我想参军可是又怕走远了，再见不到父母了。父母没有儿子，今后的生活要我照顾呢。军管会的人态度非常好，说怕走远你们就不要到部队去，革命工作干什么都是光荣的。我们说那还有什么革命工作可干呀。军管会说现在最缺人的就是治安部门，新解放的城市需要大量的警察维护社会治安。起先我还犹豫，因为旧社会人们对警察很反感。军管会的人看出我的心理，说，革命工作干什么都光荣，人民警察是为人民的，也光荣。我参加革命心切，说那就当警察吧。看我愿意当警察，章宗昌也同意了，军管会写了条子叫我们到隍庙那儿去报到。隍庙那儿原来有一所国民党的警察学校，军管会已经接收过来改成了人民公安学校。

我和章宗昌去了公安学校报了名，填了表，过几天就通知我们被录取了，叫我们来参加学习。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在兰大的同学比我们高一级的外语系的那秀云和历史系的陈毓明也报名当警察了。他们是夫妻，已经有个孩子了。

按计划我们要在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可是兰州市的治安工作极端缺人，才学习两个月，就把我们四个文化水平高的人调到军管会工作。陈毓明去水北门附近的军管会反动党团登记处工作，我们三个人负责经济方面的治安保卫工作。后来省政府成立，我们就都到公安厅了，陈毓明和章宗昌在二处搞外勤就是侦察员，我和那秀云到了政治部搞内勤，就是抄抄写写，搞宣传，办学习班对基层干部进行理论学习的辅导。

1951年，我和章宗昌结婚。

章宗昌出身大资本家家庭，1954年内部肃反之后就把他调到兰州客车厂管犯人去了。过了一年，河西三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张掖县要改为省辖市，省公安厅从机关各处室抽调十九个人去张掖县成立了张掖市公安局。领导说我是张掖人，照顾我回老家把我也调过去了。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计划中的张掖市并没有成立，倒是嘉峪关成立了省辖市，于是刚成立的张掖市公安局就撤销了。而在将撤未撤之际反右斗争开始了

我是个马虎人，在省公安厅工作期间，领导始终也没重用过我，哪儿忙就抽调我去那儿，我自己呢也大大咧咧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说话也随便。所以在公安厅干了五六年也没当过什么官，也没挨过批评。我把自己的这种作风带到了张掖市公安局，结果就划成了右派。真的，我划成右派连我自己都觉得名不副实。像中央的大右派章伯均当右派是有原因的，他和毛主席争高低，说国家主席要轮着做；甘肃的大右派杨子恒，有人攻击他提出甘人治甘的口号是有野心，他还顶人家：你也太小看我了，我是想治理国家来的。这些人能不挨批吗?你跟共产党争权嘛。我没那些大右派的资格，也没那么高的水平说出那么大的话来。我只是在反右斗争中领导逼着我提意见，我就提了。单位发救济款不发给有困难的人，却发给当官的，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不是和国民党一样了吗?结果局长就抓住了我这句话，说我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要我作检查。我也知道这话说得有些偏激，叫检查就检查。可是检查的时候我说了句我这人毛病多，毛病就像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大家多批评帮我改正。他又逮住我这句话说，你是一心和共产党对抗到底。散会后找我个别谈话。我们的局长是坏蛋，是个色鬼，经常和女同志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经常用很色的眼睛看女人。那次谈话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坐在他的床上，他搬把椅子离得很近地坐着，色迷迷的眼睛看着我。我本来就对他很反感，他又看得我心里发毛，我就说他：你离我远点。这一下我可是得罪他了，过了一天他就布置人开我的批判会，要把我打成右派。我不服气，跑到专署去找公安局二处长黄钲，说我们局长要把我打成右派。那时候我丈夫章宗昌已经划成右派了，从兰州客车厂送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监督劳动。黄钲是老公安，认识章宗昌，也知道他已经去四工监督劳动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很难，就去找我们局长说情：戚淑英是个有口没心的人，言论性质也不太严重，她男人已经划成右派了，她还要带几个孩子过日子，就不要把她搞成右派了。黄钲的说情可能起了点作用，局长叫秘书跟我谈话。秘书对我说，局长讲了，只要你揭发另外两个女同志的问题，就不把你划成右派。我当时想不通，心里也委实不忍心把那两位女同志搞成右派，就问秘书：这是局长说的话吗?秘书说是局长说的原话。我说是局长说的不是局长说的空口无凭，你叫局长给我写个条子，写个条子我就揭发别人。秘书回去照实汇报了我的话，局长可是火了，跟秘书说，啊呀呀，这个女人真厉害，她想抓我的把柄。这一来他就怀恨在心了，一定要把我整成右派。可是当时的局党委七个人，听他话的只有三个人，他不能强行通过表决把我打成右派。于是他就把我吊起来拖着。拖着拖着，偏向我的领导调走了两个，他的人占绝对多数了，1958年3月初就把我划成右派了，而且对我的处理比对我丈夫的处理还重：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第二天，我回了一趟家，把两个孩子放到我姐姐家，和父母说了我的情况。转天我就去地委办手续。地委的李英秘书认识我，一看我是来办去夹边沟的手续的，偷着跟我说，像你这样的右派是可以回家自谋生计的，你就回老家去吧，到夹边沟干什么?我说我没有家可回了。他说你不是张掖县平安堡的人吗?我说我是张掖人，可是土改以后我们家的土地被没收了，留给我父母的几亩土地我父亲也交给农会了，我父母土改后就离开平安堡投奔我姐姐和姐夫去了。父母在人家房檐下过日子就够难肠的了，我再去姐夫的房檐下过日子那日子不好过呀。

李秘书叹息着给我开了介绍信。翌日我就自己坐火车到酒泉县去了夹边沟。那天是三月八日，世界劳动妇女的节日。

在我的记忆中夹边沟农场有三千人劳动教养，大部分是右派，一小部分是在反右斗争中有言论问题的历史反革命和坏分子。人们都叫我们劳教犯，尊称劳教分子。

三千人中有十九名女右派。十九名女右派编成一个女子组，归农业大队的一个分队管。女子组的组长是那秀云。

我到夹边沟的时间还算是早的，只到了五六名女右派。大批男女右派是四、五、六三个月送到夹边沟来的。以后零零碎碎来了些人，那是没完成右派指标的单位补漏补进来的。

李怀珠和毛应星比我来得晚，是六月底来到夹边沟的。毛应星你知道吧，就是文革中被枪毙的那个女右派。李怀珠是河北省人。我不记得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了，反正她是大学毕业生。她和毛应星都在兰州农校当老师，一起划成右派，一起押送到夹边沟来的。李怀珠长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她的皮肤和毛应星成很大反差：毛应星是南方人，黑黑的皮肤，典型的南方人。

我们十九个人住在一个小院里。我说的小院实际上就是把一栋平房从中问砌了一道墙接到前边一栋平房的墙上，把我们住的几间房和另几间房隔开，就成了一个小院。那边的几问住着男右派。小院的前后左右都是男右派。女右派的房子里砌了土炕，虽然没有柴草烧炕，但比男右派强多了男右派住地铺。同样大的房子，男右派十二三人住一间，女右派一问房子住四五个人五六个人。

我和那秀云、李怀珠、豆维柯四个人在一间房睡一张大炕。

那秀云，我前边不是说了吗，1949年我们一起参加工作一起到省公安厅政治部当内勤的。和我丈夫一样，她丈夫陈毓明也是在内部肃反后调出了公安厅，在省劳改局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陈毓明五七年也划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那秀云是在公安厅划成右派的，也来夹边沟劳动教养。她们两口子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划成右派后把一个送了人，三个托放在亲戚家里。

豆维柯是省交通厅送来的右派，那年二十三岁，是宣传部的干事。她也是撇下两个孩子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初到夹边沟右派们都痛不欲生，近乎活不下去的样子。原因很简单：一是离开了原先工作的岗位，离开了温暖的家庭，在戈壁荒漠上生活，吃不饱，住不暖，落差太大。再就是巨大的思想压力大部分右派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四九年前后一腔热血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成了右派成了阶下囚，思想上的确解不开想不通，觉得这一辈子完蛋了，活着没意思了。还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来自家庭：配偶离婚，孩子没人养育，老人没人管，真是妻离子散

我们女右派的院子里，只要收了工休息下来互相一说话，一问对方的历史，就有人哭起来。一个人一哭，其他人也就同病相怜痛哭起来。经常是一个房子的人哭成一片。

我们当中最悲伤、悲痛欲绝的是张启贤和李怀珠。张启贤是酒泉中级法院的机要员。她划成右派之后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因为她只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出身好，丈夫还是酒泉中级法院的院长。但就是她丈夫往她的心上扎了一刀：向组织揭发她往省上送文件时坐火车遇到一位熟人，聊天时告诉熟人她是送文件的，文件的内容是一个什么案件。她就又多了一项罪名：泄密。于是两罪并罚把她送到夹边沟。她进夹边沟不久丈夫就与她离婚，并和一位大学生结婚了!她明白了，丈夫是早就看上那位大学生了，蓄意陷害她

李怀珠痛苦不已的原因是结婚不久夫妻双双划成了右派，且都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来夹边沟时她才25岁，大学毕业才两年，还年轻，心理的承受能力不够。她天天以泪洗面。她没有想到，自己一心要为之奋斗的党会把她整成右派，施以如此残酷的打击。在学校里批斗她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睡在床上她突然想不通了，发疯一样赤身裸体跑到草场上去，不想活了到夹边沟之初，她的情绪坏到了最低点：她是怀着四个月的身孕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她曾经吞食过烟灰和碱面，说是要堕胎，不能把孩子生下来。她说自己是反革命就反革命吧，不能再生个小反革命不能叫自己的孩子也是反革命，受这种屈辱!

我和那秀云好多次将心比心地劝过她：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要是像你这样想，难道我们就要把孩子掐死吗?她说我们：你们是劳教之前生的呀，生在家里。我可是要在这里生孩子呀!难道叫孩子在劳教中长大吗?这对他的心灵会造成多大影响呀!我们说，孩子生下了，不管是好长还是赖长总是要长大的!我们的劝说不顶用，管教干部也怕她出事，就破例地把她在农业队劳教的丈夫毕可成叫来，和她在一起住了几天，叫毕可成做她的思想工作。毕可成也是农校教师，戴一副近视眼镜，瘦长的身材。

夹边沟有几对这样的夫妻右派，可其他的夫妻没他们这样的福气，不要说同房，想来串个门见个面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组长那秀云和丈夫陈毓明只同房过两夜。那还是因为陈毓明早就认识农场场长，场长特意指示大队长梁敬孝，梁敬孝事先叫李怀珠、豆维柯和我到别的房子去睡觉，叫他们夫妻同房一次。

时间消磨心灵的痛苦，我们慢慢地适应夹边沟的劳动生活了，接受残酷的现实了，精神的压力减轻了，开始努力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了。

李怀珠也不大哭了。

初到夹边沟农场，女右派的劳动是分散的。我们的组长那秀云带着六七个人在磨坊磨面，毛应星和几个人在蔬菜队种菜，毛应星是西南农学院毕业，学的林果和蔬菜专业还有几个人在农业队劳动，豆维柯、李怀珠和我都在农业队。

在田野上劳动，对于男右派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夏收一天要收割一亩小麦，夏收后翻地也是一天要翻一亩，挖排渠的时候一天要挖十五方土，不管干到夜里九点十点，必须完成定额，完不成不给晚饭吃。对于女右派是优待的，只要跟着干就行了。可是，所有的女右派都竭尽全力拼命地劳动。我印象太深了：排渠挖到一公尺五深地下就出水了，那是十月中旬的天气了，天已经冻冰了，站在水里挖渠扎骨的冷，可我们干得浑身出汗，只穿身单衣。尤其是豆维柯，为了显示干活积极劳动卖力，上身穿件背心，下身只穿条红裤衩。引得右派们都往我们这边看。

挖排渠的时候，李怀珠的肚子已经挺得很大了，她弯不下腰来了，根本就不能抡搞和使铁锨了。她的预产期是十一月中旬，可是管教干部不叫她休息。这对她来说很痛苦：干吧，怕累着了导致早产，不干吧，怕管教干部说她不好好改造。她只好挺个大肚子站在二台上往外翻土。后来还是那秀云跟农业大队的大队长梁敬孝说了说，才把她调到磨坊磨面。

磨面也是很累的，要早晨六点起床就去干活，天黑透了才能下班，一天围着磨转，还要淘洗粮食，晾晒粮食，搬动面口袋，罗面。那时候磨坊就有七盘石磨，七头毛驴拉磨。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她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幸亏姐妹们照顾她，大部分时间叫她光是看看磨，看住驴不要偷吃面粉

谢天谢地，李怀珠终于平安地熬到了生产的那一天。那是1958年11月中旬的一天，天气格外冷了一下，因为从昨天傍晚就开始下雪。天亮时雪小了，但是刮起了寒冷潮湿的东北风。这天吃早饭的时候我们被告知：今天休息。夹边沟是没有星期日的，刮大风，下雪或者偶尔下雨的日子才是我们的星期日。这天我什么也没干，吃完了饭就关起门来睡觉，因为房子里没有炉子冻手冻脚的。

大约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而且敲得很急，那秀云的声音喊，开门，快开门!我跳下去开门，那秀云搀着李怀珠走进来。李怀珠的脸是惨白的。我吓了一跳，问出什么事了。那秀云说怀珠肚子痛。我知道她要生了，急忙把被褥铺好，把李怀珠扶到炕上躺好。我问她疼得厉害吗?她说这阵儿轻点。那秀云说，我说不叫她干活，叫她坐着，她非要扫磨。我想扫磨就扫磨吧，我罗我的面。我正罗着面听见她哎呀了一声，回头一看，她扶着磨盘蹲下了

我问那秀云：等会儿才能生吧?

那秀云：得到夜里了。你把炕烧上吧。

还在半个月前，梁敬孝在挖排渠的工地上看见了毕可成，说，收工后你抽时间打些柴去，存下，媳妇生娃时把炕烧热。毕可成是个真正的书生，大城市长大的，哪会打柴呀，打了两三天，就背回来两小捆碱蓬放在女右派院子里。我看见了又生气又可怜他，说他：你就是这么打柴的吗?他说那要怎么打?我叫他找工具保管员借了两个耙子，拉了一辆排子车，带他到一片骆驼草草原上，教他如何打柴。河西走廊干旱缺雨，草原上根本就没有树林，没有硬柴可打。小时候见过父亲打柴：每到冬季，父亲就和邻居家的男人们结伴赶着牛车到远方的骆驼草滩上去。他们在荒原上住两天，用耙子把成片的骆驼草的茎秆贴着地面捣折，再扒成堆，再用权子叉到牛车上。把车装得高高的，用大绳勒紧，拉回家来。打一车柴要花两天的时间。一个冬季要打十几车，打够一年烧的柴。那天我教毕可成怎么打柴，并且打了一排子车拉回来。后来他就每天收工后打点柴，拉回来堆在我们的小院里。

此刻我忙忙地从院子里抱柴，把炕烧上，然后把李怀珠先前准备好的婴儿用的小被子和尿布翻出来。她准备的尿布不多，我把自己的几件洗净的旧衣裳撕了，放好。她没准备婴儿枕头。我跑了一趟磨坊要了两碗磨面的豌豆回来，用一块手帕缝了个枕头，里边装上豌豆。这时候那秀云已经向梁队长报告过李怀珠要生孩子了，梁队长打发人把毕可成叫来了。他进来时正遇上李怀珠又一次阵痛发作，呻吟不止。吓得他连声问怎么办?那秀云瞪他说，捏住怀珠的手，安慰安慰她。他还真就坐在炕头上捏住李怀珠的手，连声问还痛吗?李怀珠不说话，轻轻地呻吟着。

炕烧热了，房子里开始有点热气。半夜里李怀珠生了个男孩。

生了孩子之后，农业大队的教导员宋有义来我们房子看过李怀珠一次。原先管我们的是一个人们叫袁干事的管教干部，后来袁干事不见了，宋有义专门管我们。宋有义和梁敬孝同级，可能是科级干部。夹边沟农场原来是科级单位，这时候劳教的右派多了，升为县级农场了。宋有义叫毕可成伺候几天李怀珠。他还和伙房说了一声，给了李怀珠一斤清油（胡麻油），二斤鸡蛋和几斤面粉。叫毕可成给李怀珠做饭吃。

李怀珠身体弱，再加上吃不饱，思想压力又大，生下的孩子瘦极了。我的孩子们出生时都在七斤左右，生下来胖墩墩的，圆胳膊圆腿，皮肤红润，哭起来哇哇的声音洪亮有力。李怀珠的孩子才四斤重，那个瘦呀，那个难看呀：身上的皮肤皱皱巴巴的，脸上也有许多褶子。哪里像个初生的婴儿呀，简直就是个衰弱的小老头，像只赖猫。哭的时候嗓门细弱还有点沙哑。胳膊腿软软的没力量。

这个孩子长得很丑，可是我们房子的人都喜欢得不得了。毕可成伺候几天又回农业队去了，我们几个又回来睡，睡觉的时候我就挨着那孩子睡。只要他醒着，我就逗他玩，摸摸他的脚，捏一捏手指头。夜里孩子一哭，我一下子就坐起来，给他换尿布，抱着他摇呀晃呀，晃睡着了我再睡。豆维柯可是个很洋气的人，个子不高吧，但匀称，白白圆圆的脸白中透红，天生丽质，像个洋娃娃。这个人很傲气，她知道自己长得漂亮，瞧不起其他右派。虽然她也是个右派，可是在农场里她穿着列宁式的呢子短大衣，昂着头走路。但是她也喜欢那个孩子，收工回来，一进屋就把孩子抱起来亲呀亲呀，亲够了才去洗脸。这个人还积极得很，打从到了夹边沟就经常写思想汇报写改造思想的心得，向管教干部表现自己的进步。她还经常揭发别人偷粮食了，偷面粉了。她总是受到领导表扬，却把两个磨面的姐妹罚到大田劳动去了。为这些事，我们全组的右派都恨她，和她关系不融洽。可是李怀珠生孩子以后，磨面粉的姐妹们从磨坊偷面粉偷小麦半夜里在煤油炉子上做吃的给李怀珠增加营养，其他人也跟着吃，她却一次也没告发过。有次傍晚收工回来，她竟然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堆黄豆来，倒在李怀珠的洗脸盆里说，晚上叫老李煮着吃吧。这东西有营养。我问她从哪儿搞的黄豆，因为磨坊里从来没磨过黄豆。她回答从伙房抓的。

由于孩子的原因，我们和她的心理隔阂消除了。

不光我们宿舍的人喜欢这个孩子，全体女右派都喜欢这个孩子。有个女右派叫由田，原兰州医学院的讲师，也是兰医讲师团的理论教员。讲师团你知道是干什么的?全国解放后，各省各地县不都建立了政府吗?不都发展了很多地方干部吗?可是这些新干部，包括一些转业到地方来的部队干部，对于马列主义理论都是一窍不通，对中央的一些政策也不理解。于是中央和各省从大专院校和政府机关抽调理论水平高政治可靠的干部到中央或省党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然后再回到各省市或地县辅导地方干部，对各级干部进行马列主义培训。这个由田，是兰州医学院专讲马列主义的理论教师。这人虽然划成右派了，可是傲气极了。挖排渠休息的时候别人都躺着聊天，她却抱着一块砖头样的书读书。夹边沟的管教干部都是管劳改队的水平，哪见过这样的犯人，走过去制止，她竟然嚷了起来：这哪行!怎么连书都不叫读了!读书才能改造思想，劳动只能锻炼筋骨!右派们不知她是哪来的右派什么身份，竟然说这样的傻话，便都笑她。在农场劳动了几个月，她看到农场太穷，饭也吃不饱，劳教分子每月三元钱的津贴也发不下来，便对大队长梁敬孝说，梁队长，你们给我几天假，我到北京找一趟周总理给农场要点钱去。梁队长认为她说疯话，根本就不理她。她又去找场长刘振宇，还是这样说。场长也不理她，并且对人说，不要理她。装神弄鬼的那套把戏我还识不透吗，骗鬼去吧!于是，农场里传开了，由田装精神病。但是我们女右派都不这样认为。由田犯神经不是永远的，当她不犯病的时候，她是个安静温和的人，说话很理智。有一段时间女右派都在猪圈干活，喂猪，空闲时间多，也不很累，聊天的时候她曾说起过她的生活，她的历史。她是东北人，918日本人占领东北，她不甘做亡国奴流亡到北平，又到大后方的重庆。她是在流亡中上完大学的。他爱人姓宋，也是东北青年，成都大学毕业，后来去美国留学，做了大学教授。她没有出国，在国内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到了大西北。解放后在兰大做讲师。她有三个孩子，1957年定为右派之后，她把孩子托靠给了邻居，自己来农场劳动教养。她的小儿子那年十四岁，调皮，邻居管不了，送到农场来了。儿子叫宋亚杰，在农业大队劳动。管教干部在女右派住的小院里给她们母子一问房子住。

由田经常犯神经说话没有分寸，人们有时候逗她：你不要吹牛了，你找周总理要钱，你和周总理什么关系，周总理能给你批钱?她撇撇嘴，轻蔑的口气说，你们知道什么，我跟周总理的关系能跟你们说吗!

据医学院来的右派讲，由田的精神不正常是反右斗争中受了刺激所致。她已经有几年没见到丈夫了。解放以后中美断交，她丈夫回不来她又出不去。

有一天我们在田野上翻地，有架飞机从头顶飞过，她又犯神经了，说，你们看，周总理派飞机接我来了。右派们都笑她：你又犯神经了，吹牛啦!她竟然发火了，说，我吹牛?你们说我吹牛?我现在就去北京找周总理要钱。我把钱要回来，看你们怎么说。她说着话就气呼呼扔下铁锨走了，朝着酒(泉)金(塔)公路的方向走去。我们追上去拉她劝她回来，可是劝不住她，拉也拉不回来，她还是往前走。没办法，那秀云就跑去找梁队长，说由田要去北京找周总理，我们劝不住，你去劝劝吧。梁敬孝说，不要管，谁也不要拦她，叫她走去。等到由田走出了场部，走过南边的几座沙包，梁敬孝便带了两名管教干部追上去。那几座沙包是警戒线，右派到农场的第一天管教干部就告诉大家，未经管教干部批准而越过沙包者被视为逃跑。梁敬孝带着人追上由田，五花大绑把她捆了起来。捆回来之后绳子都没解开就关进了禁闭室。关了几个小时才放出来，胳臂和脸都肿了。

就是这么一个神神经经的人，也竟然每天晚上跑到我们房子来抱一抱李怀珠的孩子。李怀珠怕她神经把孩子弄疼了，看她一进来就自己抱起孩子来喂奶，不叫她抱，她却硬是把孩子从李怀珠的怀里抢过来抱着，一改日常严肃的面孔，用我们从来没听见过的亲热的音调说，叫阿姨，叫阿姨。然后就把脸贴在孩子的脸上亲着笑着。有一次她亲着孩子的时候竟然流起眼泪来，嘀哩嘟噜说了一串英语。我的英语都忘光了，但她说的这几句话我听懂了。她说的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心肝呀

我们都爱这个孩子。有时候吃过了晚饭，不知道为什么，全体女右派就都集中到我们这间房子来了。这个人抱一会儿，那个人抱一会儿，这个人亲一亲，那个人亲一亲，孩子在大家的手上传过来传过去，亲呀，笑呀，说呀。就连没结过婚成天阴着个脸的老姑娘毛应星也抱孩子。当她抱着孩子的时候，脸上也露出兴奋的笑容。

这是李怀珠的孩子，也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我看见，不光是由田抱着孩子流过眼泪，那秀云流过眼泪，张启贤流过眼泪。我也流过眼泪。我抱着她就像是抱着我自己留在母亲那儿的儿子一样，心情非常感动。他像一道阳光射进我们冰冷的房子，照亮了我们的心，温暖了我们孤寂痛苦的灵魂。

这孩子很瘦，那是因为他先天不足，缺少营养。在磨坊磨面的右派们就偷面粉，偷粮食，给李怀珠做饭吃，叫她每天吃得饱饱的，用她的奶水来喂饱孩子。教导员宋有义经常到女右派的小院来，有时候进了房子掀一掀煤油炉子上的锅盖看看里边煮着什么。他看出坐了一个月子的李怀珠比以前胖了，想要查出她是怎么搞到食物的，但谁也不叫他查出来：我们都是半夜里给李怀珠做饭吃。过元旦和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帮女右派去伙房帮了几天厨；我们几次偷羊肉回来，夜里给李怀珠做羊肉面片吃。

毛应星拆了自己的一件毛衣，给孩子织了一件连体的毛衣，作为满月的礼物。由田把自己儿子的一只口琴送给孩子。

满月那天，大家商讨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组长那秀云说，就叫夹农吧。长大了叫他记住他是在夹边沟农场出生的，记住妈妈和阿姨们这一段有意义的生活吧。

九个月过去了。夹农还没出生的时候，李怀珠强烈地担心过孩子生在夹边沟能够生存下去吗?能长大吗?能不能长大我们不能预测，因为我们是劳教犯，不知未来的年月我们还将经历什么样的磨难，但是，过去了的九个月，他健康地成长着，没有挨饿。九个月，他的原先皱巴的脸胖了起来，白白的脸蛋泛着红润和光泽。他笑的时候脸上还出现两个好看的酒窝。他的身体也充分地伸展开了，他已经长成了一个胖乎乎手脚有力的孩子。他还不能走路，但是当你把手指头伸过去的时候，他能够抓得很紧又很有力量，腾的一下站起来。他扶着你的手双腿有力地一弹一弹地跳动，嘴里喊着妈，妈他还不会说别的话，只会叫妈。他把所有的女右派都叫妈!

但是，他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1959年8月，农场的夏收结束之后，场领导突然把我们十九个女右派除了种菜的毛应星等几个人之外全都调到猪圈去干喂猪的工作了，而把原先喂猪的几个男右派换到了磨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叫我们去喂猪，是嫌那几个磨面的人干得不好，还是要照顾在菜地和农业队劳动的右派们去干点轻松活。也可能是为了加强管理吧。

我们十九个人虽然独立地住在一个小院里，场里规定不许男右派到我们的小院来，就是夫妻也不允许随便走动，但是毕竟我们的小院处在众多男右派的汪洋大海里，难免要出点事：我和那秀英、豆维柯曾经有一段时间为李怀珠做过安排，每过几天就叫毕可成到我们的房子里来和她相聚一次。他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跑到别的房子去挤着睡，天快亮时他再回到农业队去。1959年春节的时候，农场抽了几个女右派和男右派在一起排练节目，欢庆春节。豆维柯和农业队一位年轻的男右派演出了黄梅戏《天仙配》，结果两人产生了感情。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就像给李怀珠和毕可成提供相聚的条件一样，也给豆维柯和那位男右派提供相聚条件。我们是这样想的：夹边沟的生活太艰苦太压抑了，年轻人有胆量有勇气做个露水夫妻使生活变得快乐一些轻松一些有什么不好呢!是他们两个人太不注意了，导致豆维柯怀孕了，事情暴露了。结果豆维柯被送去酒泉劳改局医院堕胎，那位男右派被弄到严管队劳动。

豆维柯堕胎不久，我们就被调去养猪了。

一调到养猪场，我们就开始挨饿了，因为再也没法偷磨坊的粮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