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文山（1/2）

春天，我在伦敦度过。总的来说，虽然我没有完成所有的预定任务，但这段日子还是相当激动人心的。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夏天临近，以往的烦躁不安又回来了。比方说，我隐隐地害怕再遇见以前的大学同学。当我在卡姆登区闲逛时，当我搜寻着我在西区大商场买不起的cd时，总能遇见以前的同学，问我自从离开学校出来“追求功名利禄”以后，混得怎么样。我不是不好意思告诉他们我的现状，而是他们没人——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例外——能理解对现在的我来说，什么才叫“成功的”数个月。

我说了，我没有完成所有的预定任务，但这些任务更像是长期的奋斗目标。所有的这些试音，就算是最无聊的，也是很宝贵的经验。几乎每一次我都不会空手而归，我都能了解到一些伦敦，甚至全世界乐坛的事情。

有的试音挺正式的。你到一个仓库或改装的车库里去，有经理或者乐队成员的女朋友记下你的名字，端茶给你，叫你等一会儿，这时隔壁传来很大声的、乐队时断时续的演奏。但是大部分试音则很随便。事实上，看了大多数乐队行为处事的方式之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伦敦乐坛每况愈下。我一次次穿梭于伦敦郊区不知名的街道间，带着我的原声吉他走上楼梯，走进散发着霉味的公寓。屋子里的地板上垫子和睡袋扔得到处都是。乐队的人嘴里一直嘀咕着，几乎不看你的眼睛。我弹唱的时候他们只是两眼空洞地看着你，直到其中一个人叫我停下来，说：“噢，可以了。谢谢你来试音，但这跟我们的风格不太一样。”

我很快就发现这些人其实很多都很害羞，对试音这事儿很不自在。若我和他们聊些别的，他们就放松多了。我就是这样收集到各种有用的信息的： 哪儿有有意思的夜总会，哪个乐队需要吉他手。或者只是推荐你听听哪里的乐队。我说了，我从来不会空手而归。

基本上大家都觉得我吉他弹得不错，很多人还说我的声音很适合和声。但我很快就发现有两个因素对我不利。一是我没有装备。很多乐队都希望找到一个自带电吉他、扩音器、喇叭，最好还有交通工具的人，能够马上开始和他们一起表演。我只有两条腿和一把破破烂烂的原声吉他。所以不管他们多喜欢我的演奏或声音，都不得不叫我走人。公平得很。

另一主要障碍才让人难以接受——而且我得说，这一点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我自己写歌竟然成了问题。真不敢相信。我在某个乱糟糟的公寓里，对着一群面无表情的脸孔演奏，弹完了以后，经过十五、甚至三十秒钟的停顿，会有一个人疑惑地问道：“这是谁的歌？”我说是我自己的歌，刷的一声，窗子关上了。耸肩的耸肩，摇头的摇头，还诡异地互相笑一笑，然后送上他们打发人的那套说辞。

在这种情况发生到第无数次的时候，我实在生气了。我说：“我不明白。难道你们想永远做一支翻唱乐队？就算是这样，你们以为那些歌打哪儿来的？当然是有人写的！”

可是听我说话的那个人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说：“没有冒犯之意，伙计。只是写歌的浑球儿太多了。”

似乎整个伦敦乐坛都是这种傻瓜论调。正是这一点使我相信： 在这里，就在最根部，有一种就算不是完全腐烂，但至少也是极其肤浅、极其虚伪的东西在蔓延；这种现象无疑直达最上层，反映了整个音乐界的现状。

这一发现，加上夏天临近，使得我再没有地方可以寄居，我决定： 虽然伦敦魅力四射——我的大学生活跟它一比，真是暗淡无光——我还是离开一阵子的好。于是我打电话给家姐玛吉。她和丈夫在莫尔文山经营一家小餐厅。就这样，我决定这个夏天和他们一起住。

玛吉比我大四岁，而且老是为我担心，所以我知道她一定赞成我到她那里去。其实，我还知道她很高兴有人帮她。我说她在莫尔文山开小餐厅，并不是指在大莫尔文镇或一级公路上，而是确确实实在山上。餐厅是一栋维多利亚时期的老房子，面朝西独自屹立在山上，因此天气晴朗时，可以把茶和蛋糕拿到店外的露台上去，俯瞰整个赫里福郡的景色。冬天的时候只得关门大吉，但夏天则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客人主要是本地人——他们把车停在山下一百米的“西英格兰”停车场，穿着凉鞋和花花绿绿的衣服，气喘吁吁地沿着小路爬上来——有时也有手拿地图、穿戴整齐、徒步登山的游客。

玛吉说她和杰夫没钱付我工资，这正合我意，因为这样我就不用做得很辛苦。但是既然我在这里吃、在这里住，大家自然把我当作第三名店员。一开始的时候事情有点乱，特别是杰夫，有时很想揍我一顿，因为我干得太少，有时又不好意思叫我做事情，好像我是客人。但情况很快就步入了正轨。工作很简单——我特别会做三明治——但我得时不时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最初决定来乡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写一批新歌，秋天回伦敦的时候用。

我天生就是个早起的人，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店里的早餐时间真是噩梦： 客人要的蛋要做成这样、面包要烤成那样，东西常常煮过头。于是我决定十一点之前不出现。当楼下吵吵嚷嚷的时候，我打开房里的凸窗，坐在宽大的窗台上，面向绵延数英里的山丘弹奏吉他。我刚来的时候，一连几个早上都是大晴天，感觉好极了，景色一望无际。我随意拨弄琴弦，琴声好像能传遍整个英国。只有当我把脑袋伸出窗外，才会看见底下餐厅的露台，看见人们牵着狗、推着婴儿车进进出出。

我对这个地方并不陌生。玛吉和我就在离这里只有几英里的珀肖尔长大，父母经常带我们到山上来散步。可是那时候我不喜欢这里，等我长大一点，我就不跟他们一起来了。但是那年夏天，我感到这里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感到从许多方面说来，我来自并且属于这片山丘。这种感觉也许跟我们的父母已经离异有关，多年来，理发店对面的那间灰色小屋不再是“我们的”家了。不管是什么原因，现在我对这里的感觉不再是童年印象中的幽闭、可怕，而是亲切，甚至是怀念。

我几乎每天都到山上去走一走，要是确定不会下雨的话，还会把吉他带上。我特别喜欢位于山脉北端的桌山和尾山，当天来、当天回的人一般不会到这里来。有时候，我在这里坐上好几个小时，独自思考，一个人影也见不到。感觉就好像我是第一次发现这里，有无数的新旋律在我脑子里冒出来。

然而在店里帮忙就是另一回事了。做三明治的时候，总有一个熟悉的声音或面孔，朝柜台这边过来，把我猛地拉回到过去。父母的老朋友会过来盘问我的近况，我只好瞎扯一通，直到他们不再烦我。离开之前他们常常会一边看我切面包、切西红柿，一边点点头，说“啊，至少你现在有事可做”之类的话，才拿着杯子、碟子蹒跚地回到座位上去。有时是遇见我的老同学，操着一副新学来的“大学”腔跟我搭话，对最新的蝙蝠侠电影评头论足一番，或者侃侃而谈世界贫困的根本原因。

我不是真的介意这些事，有些人我很高兴见到他们。可是那年夏天，当这个人走进店里时，我一看见她浑身就僵掉了。等我想到我应该躲到厨房里去时，她已经看见我了。

这个人就是弗雷泽太太——或者按照以前我们的叫法： 哈格·弗雷泽。当她牵着一只脏兮兮的小斗牛犬进来时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我真想告诉她不可以带狗进来，虽说很多人进来点餐时都会把狗带进来。哈格·弗雷泽是我在珀肖尔读书时的一个老师。谢天谢地，她在我上中学六年级以前就退休了，可是她的阴影却留在了我整个读书阶段。除她之外，学校里的日子并不坏，可是她从一开始就讨厌我、处处为难我，面对她这种人，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子只能逆来顺受。她所用的伎俩是变态老师常用的那种，比如上课时专挑我不会的问题叫我起来回答，让全班同学笑话我。后来就更高明了。记得有一次，我十四岁那年，一个新来的老师，特拉维斯先生，在课堂上跟我互相开玩笑，不是挖苦我的笑话，而是好像我们是朋友，同学们都笑了，我感觉挺好。可是两天后，我下楼梯时，碰巧特拉维斯先生和她一起说着话，迎面走来。我走过去时，哈格·弗雷泽把我叫住，说我迟交作业还是什么的，把我臭骂一顿。她这么做的目的是让特拉维斯先生知道我是个“捣蛋学生”；要是特拉维斯先生以为我是个值得他尊敬的孩子，就大错特错了。或许是因为她年纪大，我说不准，但是其他老师好像从来都不怀疑她，都把她的话当真。

那天哈格·弗雷泽进来时显然认出了我，但她既没有笑一笑也没有叫我的名字。她要了一杯茶和一包奶油夹心饼干以后就到露台去了。我以为事情就这样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她又进来，把空茶杯和空碟子放到柜台上，说：“我想你不会去收拾桌子，就自己拿进来了。”她还是用以前那副“真想揍你”的眼神看我，目光在我身上多停留了两三秒钟才离开。

我对这个老妖婆的仇恨一下子又回来了。几分钟后玛吉下来时，我已经是怒不可遏。她一眼就看出来，问我怎么了。那时只有几个客人在露台上，屋里没人，我就大喊大叫起来，把哈格·弗雷泽骂得狗血淋头。玛吉要我冷静下来，然后说：

“她不再是谁的老师了，只是一个丈夫离她而去的可怜的老妇人。”

“活该。”

“可你应该稍微同情她一下。正当她准备享受退休生活时，她的丈夫却为了一个比她年轻的女人而抛弃了她。如今她只得自己一个人经营旅馆，人们都说那个地方一天不如一天了。”

玛吉的话让我高兴了不少。我很快就把哈格·弗雷泽抛到了脑后，因为来了一群人，要很多金枪鱼沙拉。几天以后，我在厨房里和杰夫闲聊时，知道了更多的细节： 比如说她四十岁出头的丈夫怎么跟他的秘书跑了；又比如他们的旅馆最初经营得还可以，可是后来谣传客人们都要求退钱，或者刚住进去没几个小时就退房。我亲眼见过那地方一次，一天我帮玛吉去采购东西时开车路过。哈格·弗雷泽的旅馆就在埃尔加路 [1] 上，是一栋挺大的花岗岩房子，特大的牌子上写着“莫尔文旅馆”。

可是我并不想多说哈格·弗雷泽的事。我对她或她的旅馆不感兴趣。我在这里说到她是为以后的事——蒂洛和索尼娅的出现——做交待。

那天杰夫到大莫尔文镇上去了，只有我和玛吉坚守岗位。午饭的客流高峰已经差不多过去了，但是“德国佬”进来时，我们还挺忙的。一听到他们的口音我脑子里马上就想到“德国佬”。不是种族歧视，而是当你站在柜台后面，要记住谁不要甜菜、谁多要一份面包、谁又多点了什么时，就不得不把客人都区别开来，给他们取外号、记住他们的外貌特征。那个驴子脸要一份面包、腌菜配奶酪和两杯咖啡。温斯顿·丘吉尔和他老婆要金枪鱼配蛋黄酱的法式长棍三明治。我就是这么记的。因此，蒂洛和索尼娅就成了“德国佬”。

那天下午很热，可是大多数客人——都是英国人——还是想坐在外面的露台上，有些还不用遮阳伞，想把皮肤晒得通红。那两个“德国佬”却决定坐在里面乘凉。他们穿着普通的宽松驼色裤子、运动鞋和t恤衫，但看上去挺聪明，欧洲大陆来的人常给人这种感觉。我猜他们四十多岁，或者五十出头——那时我没太在意。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轻声交谈，跟大多数欧洲来的和蔼的中年夫妇没什么两样。过了一会儿，那个男的站起来，在店里头溜达，走到玛吉挂在墙上的一张褪色老照片前时停下来欣赏，那是这所房子1915年时的照片。然后他伸展了一下胳膊，说道：

“你们这儿的景色真漂亮！瑞士也有很多漂亮的山，可你们这儿的不一样。瑞士是高山，你们这儿是小山，但平缓、亲切，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哦，您是从瑞士来的，”玛吉礼貌地说。“我一直想去瑞士。阿尔卑斯啊、缆车啊，听上去很棒。”

“是啊，我们国家有很多美景。但是这里，这个地方，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我们很早以前就想到这里来了。说了那么久，现在终于来了！”说着他开怀大笑。“真高兴啊！”

“太好了，”玛吉说道。“祝愿你们玩得开心。你们会在这里待很久吗？”

“我们还可以再待三天，然后就得回去工作。很多年前我们看了一部关于埃尔加的纪录片，从那以后就一直想来这里。显然埃尔加热爱这些山，骑着自行车把这些山都走遍了。如今我们终于来了！”

接下来的几分钟，玛吉和他聊起了他们到过的英国景点，在这里哪些地方值得一看，就是你常跟游客聊的那一套。这些话我听了无数遍了，自己也能不假思索地说一遍，所以渐渐把注意力移开。我只听见这两个德国佬其实是瑞士人，正在租车旅游。那男的反复赞美英国是个很棒的地方，英国人都很友好，有时玛吉插几句玩笑话，他都会哈哈大笑。可是我说了，我把注意力移开了，觉得他们只是一对挺无趣的普通夫妇。过了一会儿我又开始注意他们，因为我发现那男的一直想把他妻子带到谈话里来，可他妻子就是不说话，眼睛直盯着旅游指南，好像根本不知道有人在跟她说话。这让我留意他们。

他们两个的皮肤都被晒黑了，肤色自然、均匀，不像外面那群满头大汗、皮肤红得活像龙虾的当地人。尽管上了年纪，两人身材还都很好，身体健康的样子。男的头发灰白，但是浓密，梳得很整齐，虽说有点阿巴乐队 [2] 的感觉。女的是金黄头发，差不多褪成白色的了，表情严肃，嘴角有几道小皱纹，要不然这会是一张美丽的中年女人的脸。而那个男的就像我刚说的那样，一直想把他妻子带到谈话里来。

“当然了，我妻子很喜欢埃尔加，很想去看看他出生的房子。”

沉默。

或者：“我得承认我不太喜欢巴黎。我更喜欢伦敦。可是索尼娅她喜欢巴黎。”

没有回答。

每次他说这些话时，都要转头看看坐在角落的妻子，玛吉只好也朝她那里看一看。可他妻子只顾看书，头也不抬一下。那男的似乎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仍旧兴高采烈地说个不停。然后他又一次伸展了一下胳膊，说：“请原谅，我想我要出去欣赏一下你们这里的美丽景色！”

他走了出去。起先我们看见他在露台上溜达，后来就不见了。他妻子仍旧坐在角落里读旅游指南。一会儿，玛吉过去擦桌子。那女的完全没有理睬玛吉，直到我姐姐要把还剩一小块面包卷的盘子收拾走时，她突然啪地放下书，挺大声地说：“我还没吃完呢！”

玛吉向她道歉，放下盘子，走开了——而我看她根本没有去动那盘子。玛吉从我身边走过去时看了我一眼，我耸耸肩。过了一会儿，我姐姐很客气地问那女的还要不要别的。

“不，不要了。”

我能听出来那女的不想别人去吵她，可是对于玛吉来说，她条件反射地问道（好像她真的想知道）：“食物什么的都还好吗？”

那女的只是看书，好像没有听见。过了五六秒钟，她才放下书，看着我姐姐，说：

“既然你问了，我就告诉你。食物很好，比附近其他鬼地方的好多了。可是，我们只不过要了三明治和沙拉，却等了三十五分钟。三十五分钟。”

突然间我意识到这个女人满腔怒火。不是突然间来了气，等下就会没了。不是，我看得出这个女人已经憋了一肚子火了。她是那种一旦生气就不会轻易消气的人，怒气会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类似严重的头痛，不会达到，但也不想发泄出来。玛吉一向脾气好，不会察觉到这些征兆，大概以为对方只是在合情合理地抱怨。玛吉向她道歉，然后说：“可是您看，刚才客人太多了……”

“肯定每天都这样咯？不是吗？不是这样？到了夏天，天气好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客人？是吗？那你们为什么不能提前准备好呢？每天都有这么多客人超出你们的预料了，你是想这么说吗？”

那女人本来看着我姐姐，我从柜台后面走出来站在玛吉旁边，她就把目光转移到我身上。可能是因为我脸上的表情，我感觉她的怒气又增加了两度。玛吉转头看我，轻轻把我推开，可我没动，一直看着那个女人。我要她明白这不单单是她和玛吉之间的事。谁知道事情可能变成什么样，可就在这时，她丈夫回来了。

“这儿的风景太棒了！很棒的风景，很棒的午餐，很棒的国家！”

我等着他明白这会儿的情况，可就算他注意到了，也没太在意的样子。他微笑着对他妻子说（或许是因为我们的缘故他说英语）：“索尼娅，你真该去看看。就沿着那边那条小路一直走到头！”

他妻子则用德语回答他，然后又埋头看书。他往里走了些，对我们说：

“本来我们今天下午要继续开车到威尔士去的。可是你们这儿的莫尔文山太漂亮了，我真想剩下这三天就都待在这里得了。要是索尼娅同意，那就太好了！”

他看看他妻子，对方耸耸肩，又说了几句德语。说完，男的开怀大笑。

“太好了！她同意！那就这么定了。不去威尔士了。接下来这三天我们就都待在你们这里！”

说完朝我们笑了笑，玛吉应了几句客套话。看见他妻子把书收起来准备离开，我松了口气。那男的也走回餐桌，提起一个小背包，搭在肩上。这时他问玛吉：

“我在想不知你能不能介绍一家附近的小旅馆给我们？不用太贵的，但要舒适、整洁。带点英国味儿的就更好了！”

玛吉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净问些没有用的问题，比如：“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旅馆？”而我马上说道：

“这附近最好的旅馆是弗雷泽太太的。就在去伍斯特郡的路上。叫莫尔文旅馆。”

“莫尔文旅馆！好像正是我们需要的！”

玛吉不以为然地转过头去假装继续擦桌子，我则把旅馆的位置详细地告诉他们。然后这对夫妇就离开了，那男的满面笑容感谢我们，那女的没有回头看一眼。

我姐姐疲惫地看了我一眼，摇摇头。我却笑了笑，说：

“你得承认，那女的和哈格·弗雷泽真是天生一对。机不可失。”

“你倒好，给自己找乐子，”玛吉推开我，走到厨房里去。“我可得住在这里。”

“那又怎么样？听着，你再也不会见到那两个德国佬了。而要是哈格·弗雷泽知道我们把她的旅馆介绍给过路的游客，她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玛吉摇摇头，可是这次不再板着一张脸了。

德国夫妇走了以后店里安静了许多，后来杰夫回来了，我觉得自己已经做了超出我应做的份儿，就上楼去了。我回到房间，拿出吉他坐在窗台上，开始全神贯注地继续想一首写到一半的歌。可后来——好像才没过多久——我就听见楼下来喝下午茶的客人渐渐多起来了。若又像平时一样客人太多，玛吉肯定会叫我下去的。我决定我最好偷偷溜出去，到山上继续写歌。

我从后门出去，没有遇到一个人，一出来就感到到外面来太好了。天还很热，特别是我背着吉他箱，但是微风习习、沁人心脾。

我朝上周发现的一处地方走去。这个地方在餐厅后面，要先爬一段陡峭的小路，再走一段较平缓的斜坡，走几分钟，就来到了这条长椅跟前。我精心挑选了这个地方，不单单因为这里风景好，还因为这里不在山路的交界处，没有大人带着筋疲力尽的小孩气喘吁吁地走过来坐在你旁边。但另一方面，这里也不是完全看不见人，偶尔会有散步的人经过，随意地跟你打声招呼，有时还会拿我的吉他开个玩笑，但都不会停下脚步。对此我并不介意。这样好像有听众，又好像没有，给了我所需的想象空间。

我在长椅上待了大约半个小时，突然感觉到刚刚有人像平常一样打了声招呼走过去，但现在站在几码远的地方不动了，看着我。我恼了，略带讥讽地说：

“好了，你们不用给我钱。”

只听一阵熟悉的开怀大笑，我抬起头来，看见那对德国夫妇朝长椅这折回来。

我马上想到可能他们去了哈格·弗雷泽的旅馆，发现我骗了他们，现在回来找我算账。可我又看见不仅是那个男的，连那女的也笑嘻嘻的。他们走回到我面前，那时太阳快落山了，所以有一会儿我只能看见他们的轮廓，身后是一轮巨大的落日。他们又走近了些，我看见两个人都惊喜地看着我的吉他——我还在弹着——像在看着一个婴孩。更令人吃惊的是，那女的跟着我的节拍点着脚。我突然觉得不好意思，便把手停下。

“嘿，接着弹！”那女的说。“你弹得真好听。”

“是啊，”男的说，“太好听了！我们远远地听到了。”他指了指。“刚才我们在那里，在那个山脊上。我对索尼娅说我听见弹琴的声音。”

“还有唱歌的声音，”女的说。“我对蒂洛说，听，有人在唱歌。我说对了，不是？刚刚你还唱了一小段。”

我一时无法接受面前这个面带微笑的女人就是中午刁难我们的那一个。我把他俩又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生怕认错了人。可是错不了，他们还穿着刚才那身衣服，虽然那男的阿巴头型被风吹得有点乱。不管怎样，只听那男的说道：

“我想你是中午给我们做了好吃的那家餐厅里的那位先生？”

我说是。那女的又说：

“你刚刚唱的那首曲子。我们隐隐约约远远地听到了。我特别喜欢每一小节结束时的调子。”

“谢谢，”我说。“这是我的新歌，还没写完。”

“你自己写的歌？真是个天才！请把你的歌再唱一遍，像刚刚那个样子。”

“知道吗？”男的说，“你录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制作人你要这首歌听起来是这种感觉。像这样！”他转身指了指我们面前一望无际的赫里福郡。“你一定要告诉他你要像这样的音响环境。你要听众像我们今天这个样子听到这首歌，下山的时候，在风中隐约听见……”

“不过当然要清楚些才行，”女的说。“不然听众就听不清歌词了。但蒂洛说得对。一定要让人联想到户外、空气、回声。”

两个人越说越激动，仿佛在山上遇到了又一个埃尔加似的。虽然我刚刚怀疑他们是来找我麻烦的，但现在禁不住热情以待。

“这个嘛，”我说，“既然我这首歌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写的，歌里有些这里的感觉也不奇怪。”

“没错，”两人一齐点点头说道。那女的又说：“别不好意思。把你的歌拿出来跟我们分享。很好听。”

“好吧，”我随意拨弄着琴弦，说。“好吧，你们真想听的话，我就给你们唱一首。不唱这首还没写完的。唱另外一首。但是，你们这样子站在我面前我没法唱。”

“当然了，”蒂洛说。“是我们失礼了。我和索尼娅经常要在很多奇奇怪怪的场合表演，都忘了要替别的乐手着想了。”

他在小路旁找了块矮草地坐下，背对着我，面朝风景。索尼娅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在他身旁坐下。她一坐下，蒂洛就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两人偎依在一起，好像当我不存在了，只是一对情意绵绵的夫妇在一起欣赏乡村的黄昏。

“那好，我唱了，”说完，我弹起了试音时经常唱的那首歌。我对着远处的地平线唱歌，但眼睛不停地去瞅他们两个。虽然我看不见他们的脸，但看到他们一直紧紧地靠在一起，没有丝毫不自在，我知道他们很享受我的音乐。唱完以后，他们转过来，笑容灿烂，还鼓起了掌，掌声在群山间回荡。

“太好听了！”索尼娅说。“真是天才！”

“太棒了，太棒了，”蒂洛说。

我有点不好意思，假装忙着摆弄吉他。当我再次抬起头来时，他们还坐在那里，但把身子转了过来，好跟我说话。

“那么说你们是乐手咯？”我问。“我是指职业乐手？”

“对，”蒂洛说，“我想你可以说我们是职业的。索尼娅和我表演二重奏。在旅馆啦、酒店啦、婚礼上啦、宴会上表演。满欧洲跑，但还是最喜欢在瑞士和奥地利演出。我们以此为生，所以，对，可以说我们是职业的。”

“但是首先在于，”索尼娅说，“我们干这行是因为我们相信音乐。我看得出你也一样。”

我答道：“若有一天我不再相信音乐，我就撒手不干了，就这样。”说完我补充道：“我也想成为职业乐手。那种生活一定很棒。”

“是啊，是很棒，”蒂洛说。“我们很庆幸自己能干这一行。”

“对了，”我有点唐突地说道，“你们去了我说的那家旅馆了吗？”

“我们真是太失礼了！”蒂洛惊呼道。“我们被你的音乐吸引住了，压根儿忘了要谢谢你。是，我们去了，正是我们想要的旅馆。幸好还有空房间。”

“那旅馆正合我们的意，”索尼娅说。“谢谢你。”

我又假装忙着摆弄琴弦。然后尽量装出很随意的样子，说道：“我突然想到我还知道一家旅馆，比莫尔文旅馆好些。我想你们不妨换一下。”

“哦，可是我们已经安顿下来了，”蒂洛说。“我们已经把行李都拿出来了，而且，那旅馆正是我们想要的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