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动员劳动力（1/2）

1935年，年轻的德国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丹麦流亡时，坐下来思考现代世界是如何形成的。他通过一个想象中的“读书的工人”的声音传达了他的想法。这位工人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

谁建了七门的忒拜？

在书中你会读到国王的名字。

国王是否拉动了巨岩？

巴比伦多次被拆毁。

又是谁把它多次重建起来？建筑工

又住在利马哪间金光闪闪的屋子里？1

布莱希特也可能在谈论一个非常不同的帝国，那就是棉花帝国。到他那个时候，棉花的传奇已经有很多记载了。历史书籍充斥着那些驯化这种植物所赐予的独特礼物的人的故事，例如理查德·阿克莱特和约翰·赖兰兹，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和伊莱·惠特尼。但是与任何一个产业一样，帝国本身是由数百万不知名的工人维持的，他们在棉花种植园和农场中工作，在世界各地的纺纱厂和织布厂中工作，包括布莱希特的家乡奥格斯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正是在奥格斯堡，500多年前汉斯·富格从非机械化棉花生产中积累了他的财富。

和布莱希特的搬运工和建筑工一样，也很少有棉花工人进入我们的历史书籍。大多数人甚至没有留下痕迹。他们往往是文盲，在醒着的时间几乎一直为生活奔波，没有多少时间像社交精英那样写信或日记，因此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把他们的生活拼凑出来。最令人伤心的一件事就是曼彻斯特的“圣迈克尔旗帜”（st s），在这个小公园里据称有4万人，其中大多数是棉花工人，重重相叠，埋在没有标记的坟墓里，“埋葬死者几乎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埃伦·胡顿（ellen hooton）是少数罕见的例外之一。与其他数百万人不同的是，她于1833年6月进入历史记录，被召到国王工厂调查委员会（his ajesty’s factory iry ission）面前作证，这个委员会负责调查英国纺织厂的童工问题。当她出现在委员会面前时，虽然她只有十岁而且十分害怕，但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工人，一个在棉纺厂工作了两年的老员工。埃伦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因为曼彻斯特城里以及邻近地区出现了很多工厂，一些中产阶级活动家关心这些工厂中的劳动条件，试图用她的案例来强调对儿童的虐待。他们声称埃伦是一个童奴，不仅被迫在锁链一般的环境里工作，还被一个残酷的监工所惩罚，在真的锁链下工作。2

委员会决心表明这个女孩是一个不可信任的“臭名昭著的骗子”，委员会质询了她的母亲玛丽和她的监工威廉·斯旺顿（willia swanton）以及工厂经理约翰·芬奇（john fch）。然而，尽管他们努力洗白这个案子，但指控却被证明是真实的。埃伦是玛丽·胡顿的唯一的孩子，玛丽自己是一个单亲母亲，是一个手工纺织工，几乎只是勉强谋生。埃伦七岁之前，从她父亲那里得到一些孩童抚养费，她父亲也是一个织工。但是一旦抚养费期限满了后，母亲就把她带到了附近的一家工厂里工作，以期增加家庭微薄的收入。在经历了多达5个月的无薪劳动（据说她必须先在这个行业当学徒）之后，她成了在埃克尔斯纺纱厂工作的许多童工之一。当问到她的工作时间时，埃伦说，早上五点半开始，晚上八点结束，期间有两次休息，一顿早餐，一顿午餐。监工斯旺顿先生解释说，埃伦在一个房间与25人一起工作，其中有3名成人，其余都是孩子。用埃伦自己的话来说，她是一个“在喉咙打结的人”——这是一项烦琐的工作，需要修理和重新缠绕被拉到骡机框架上的断线。由于断线经常发生，每分钟都会有几次，她每次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完成任务。

当机器来回移动时，跟上机器的速度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她有时会“断端”——也就是说，她来不及把线头的松散和断端快速连接上。这样的错误代价高昂。埃伦报告说，她被斯旺顿“一周两次”殴打，直到她“头和双手酸痛”。斯旺顿否认殴打的频率，但承认使用“皮带”来惩罚女孩。她的母亲叫女儿“一个调皮捣蛋的女孩”，作证说自己赞成这样的体罚，甚至要求斯旺顿更严厉地管教，以终止她的逃跑习惯。玛丽·胡顿生活艰难，迫切需要这个女孩的工资，因此尽管遇到了麻烦，她一再请求斯旺顿继续保住这个女孩的工作。玛丽说，“我哭了很多次”。

然而，殴打并不是埃伦在斯旺顿手中经历的最糟糕的待遇。有一天，她工作迟到了，斯旺顿更严厉地惩罚了她：他在她的脖子上挂了一个铁圈（关于重量是16磅还是20磅，没有达成一致），让她在工厂里上下走动。其他的孩子戏弄她，结果，“她与其他人打架的时候，摔倒了多次。她还用棍子打他们”。即使在时隔近二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很难想象女孩的生活的困苦、她的工作的单调乏味，以及遭受暴力虐待的痛苦。

今天曼彻斯特有一座约翰·赖兰兹图书馆，哈佛大学有一个以洛厄尔命名的学生宿舍，每个小学生都会学习理查德·阿克莱特和伊莱·惠特尼的故事，当然，没有任何图书馆或学校会以埃伦·胡顿的名字命名。除了一小撮历史学家，没有人知道她的一生。然而当我们想到棉花制造业的世界时，我们应该想到埃伦·胡顿。没有她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妇女和男人的劳动，棉花帝国将永远不会建立起来，赖兰兹和洛厄尔也无法积累他们的财富，而阿克莱特和伊莱的发明也会在谷仓的角落里吃灰。埃伦的故事凸显了肉体惩罚的暴力，但同样重要的是经济困境中所遭遇的更为平庸的暴力，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工厂，他们为了服务于这个棉花帝国而耗尽了生命。

像埃伦·胡顿一样，数以千计——到19世纪50年代，则是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流入了新建的工厂，操作生产棉线和布料的机器。3 动员这么多的妇女、儿童和男人到工厂工作的能力让人心生敬畏。好多同时代人都被数百甚至数千名工人走进和离开工作岗位的景象震惊了。每天早晨日出前，成千上万的工人从孚日山脉的狭窄小路上前往位于山谷的工厂，从阔里班克纺纱厂的山坡上的宿舍床上爬出来，离开他们在略布雷加特河1 上面勉强维持生活的农场，穿过拥挤的曼彻斯特街道，走向遍布在散发着臭味的运河边上的几十个工厂之一。到了晚上，他们又回到了破败的宿舍，在那里他们好几个人共同睡一张床，或者到了寒冷而漏风的小屋，或者回到巴塞罗那、开姆尼茨或者洛厄尔的人口稠密且建设糟糕的工人阶级社区。

多个世纪以来，世界曾经见过极度的贫困和劳动剥削，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量的人类围绕着机器生产的节奏组织生活的每个方面。一周6天，每天至少12个小时，妇女、儿童和男人填满机器、操作机器、修理机器和监督机器。他们打开包装结实的生棉包，把成堆的棉花喂入梳理机中，来回移动巨大的骡机，把断头的纱线捆扎在一起（像埃伦·胡顿一样），他们从纱锭中取出纱线，提供必要的粗纱给纺纱机，或者扛着棉花在工厂里移动。纪律是通过小额罚款和强制解除合同来维持的：19世纪初的一家工厂的解雇案例有各式各样的官方理由，从诸如“使用不适当的语言”之类的乏味的纪律问题，到“用她的丑脸恐吓 s·皮尔森先生”这样奇特的指控。维持一支有纪律的劳动力队伍将会一直困难重重。1786年后的20年，一家英国工厂招募的780名学徒中，有119人逃跑，65人死亡，还有96人不得不遣还至原来同意他们前来的监护人或家长。毕竟，这是威廉·布莱克（willia bke）2 所谓“黑暗的撒旦工厂”时代的开始。4

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工人都要走进这些几层高的、通常是由砖块砌成的建筑物中，在巨大的屋子里工作，这里的环境常常很热，几乎一直潮湿、多尘而且震耳欲聋。他们努力工作，生活贫困，死得很早。正如政治经济学家莱昂内·利瓦伊（leone levi）在1863年所说的那样：“请短暂进入那些众多工厂之一；看那数以千计的工人队伍稳步工作；看，每一分钟的时间、每一码的空间、每一只老练的眼睛、每一根灵巧的手指、每一个创造性的思想，都在专注于高度压力的工作。”5

很难夸大这个新的人类劳动组织的重要性和革命性。今天，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大多数人靠出卖劳动力谋生，每天工作数小时，报酬是我们的薪水，用以购买我们日常所需。我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机器确定了人类活动的步伐。但是在18世纪或19世纪，这并非如此：如果从整个世界来看，当时只有极少数的人以劳动力换取工资，特别是制造业工资。工作的节奏是由气候、风俗、大自然的循环决定的，而不是机器。人们工作，或者因为他们是奴隶，不得不这么做，或者因为他们是世俗或宗教当局的封建附属，或者是因为他们在自己拥有权利的土地上使用自己拥有的工具来生产生活必需品。作为棉花帝国中无数的齿轮之一，制造纱线和布料的新世界从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棉花制造依赖有能力或说服、或吸引、或迫使人们放弃几个世纪以来组织人类生活的活动方式，加入新兴的工厂无产阶级。尽管这些机器本身也令人震惊，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但这种工作节奏的转变要更为重要。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这点，但当埃伦·胡顿和无数其他人流入工厂时，他们看到的是未来，他们的劳动正在建设着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未来。

将工人迁入工厂的能力成为棉花帝国胜利的关键。结果，一道鸿沟横跨在世界上那些能够动员劳动力的政治家和资本家与那些做不到的人之间。要想说服成千上万的人放弃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生活方式，其复杂程度不亚于安装新的机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两者都需要一定的法律、社会和政治条件。棉花生产过渡到工厂制最初集中在少数几个地方，但是甚至在那里，人们也遇到了巨大的反对声。要想获得成功，需要权力的不均衡分配，使得政治家和资本家以大部分亚洲和非洲精英阶层还不知晓的方式，去主宰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国家的权力不仅需要像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广泛，而且要密集、集中，可以渗透到所有的生活领域。因此，在统治者不能轻易地压制其他替代性谋生手段的地区，过渡到工厂生产几乎是不可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工厂生产本身会慢慢破坏这些替代性的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

可以肯定的是，工业革命主要是关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例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纺纱的生产力增加了一百倍。但是，这些节省劳动力的机器需要劳动力才能操作。由于棉花产品市场因价格下跌而急剧扩张，棉花产业也迅速增长，最初需要数千工人，然后需要数万，最后在世界上一些地区，需要数十万名工人。在英国，到1861年，有446万人从事棉花产业。据估计，1800年德意志地区的棉业工人约有59,700人，到1860年增加到250,300人。法国棉花产业雇用了大约20万工人，1827年瑞士棉花产业雇用了62,400名工人。1810年，美国棉花工业仅有1万名领取薪水的工人，186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22万人。1814年，俄国雇用了4万名棉花工人，到1860年则为约15万人。1867年，西班牙的棉花工人约为105万人。全球棉花工业依靠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同时它本身也是最大的促进劳动力无产阶级化的机构之一。6

在工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之前，资本所有者只知道一种大量动员劳动力的模式：美洲的种植园经济，建立在对数百万非洲人的奴役之上。许多棉花企业家对这个系统非常熟悉，正如我们所见，阔里班克纺纱厂的塞缪尔·格雷格在多米尼克拥有奴隶种植园，而且远非只有他如此。但是，由于受到启蒙运动对“经济人”（enoic an）产生的新敏感，以及由此导致的欧洲法律对奴隶制的禁令，欧洲已经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把非洲奴隶带到曼彻斯特、巴塞罗那或米卢斯是不可能的；奴役当地人口同样也是不可能的。此外，奴隶劳动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不利之处——很难在奴役的条件下激励工人，而且监督成本很高。而且，奴隶劳动整年都需要花费（有时候还需要养工人一辈子），并且很难根据工业资本主义起伏的繁荣与萧条周期来作调整。换句话说，种植园的模式无法满足工厂的需求。

然而，获得劳动力对世界各地的制造商来说至关重要。毕竟，一个企业家在机器上的重大投资，只有在有可预测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来操作这些机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带来回报。女人和男人、女孩和男孩的劳动力就这样变成了商品。7 把人们变成工厂工人意味着把他们变成受薪工人。然而，对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大多数人来说，工资并不是他们生活的核心。毫不奇怪的是，许多依靠土地为生或制作手工艺品的人没有兴趣成为工厂工人。一个农民种植自己温饱所需的粮食，一个工匠制造用于出售或者交换的物品。相比之下，工厂工人只有自己的劳动力。

因此，新出现的资本家和政治家不得不发明新的方式来大规模地调动劳动力——一位兰开夏郡的农村治安官在1808年将其称为“新兴的人种”。如果他们预见到了最终需要雇用数百万工人，那么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解决的——而且实际上，有时他们确实会担心劳动力供应不足。例如，一个什鲁斯伯里的工厂老板在他位于西米德兰兹的家中抱怨说，1803年，启动工厂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吸引足够数量的工人。8

然而，特别是从农村地区长达几十年（有些地方是数个世纪）的转型过程中，这些充满希望的雇主受益良多。领主和农民之间的相互义务关系已经开始瓦解。在欧洲，地主把大片的土地圈了起来，使农民难以独立从事农业，而且原始工业的浪潮也已经使制造业，甚至是工资支付成为许多农民日常生计的一部分。9

而且，新近得到巩固了的国家在官僚、军事、意识形态和社会方面对固定领土的渗透，同样也帮助了这些工厂主。“强迫”几乎一直是让人们为他人劳动的一个核心要素，对于封建领主和殖民地奴隶主来说都是如此。然而，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实行强迫的越来越多地是国家及其官僚和法官，而不是领主和奴隶主。全世界许多需要工人的资本家都担心农奴制、奴隶制、学徒制等个人依附制度的衰落，担心这会导致闲散乃至无政府状态。但是在一些地区，国家已经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创造条件，确保妇女、儿童和男人可以持续流入工厂。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地主和资本家把劳动力作为私人依附者进行控制的权力受到严重削弱，但与此同时，国家越来越多地承担从法律上强制人员（比如乞讨者、所谓的流浪者和孩子）去工作的职责。而且，由于公用地被圈了起来，国家已经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获得其他谋生的方案，实际上增加了对无财产者的经济压力。正如法律史学家罗伯特·斯坦菲尔德（robert stefeld）所说的那样，甚至“经济强制也是法律造成的”，也就是说，是国家造成的。10

因此，国家建立了受薪劳动的法律框架，使其对上升中的制造业者来说更可理解。他们非常欣赏的是，即使在新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中心，受薪劳动也保留着重要的非金钱强制要素——身体胁迫。事实上，英国、美国、法国、普鲁士和比利时的雇主“要求签署受薪劳动协议并严格执行”，还“使用各种法律强制的方式将工人和工作捆绑在一起”。例如，1823年的《仆役法》（aster and servant act）明确允许“英国雇主可以将违反劳动协议的工人送到矫正所去从事苦力，最多可长达三个月”。在1857年到1875年间，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就有大约1万名工人因“违约”被起诉，其中许多人被判入狱；棉花工人经常在其中。在普鲁士，整个19世纪，工人都可能会因为离职而被处以罚款和监禁，1845年普鲁士的《工业法》（werbeordnung）规定：“未经许可也无合法理由离职，或是逃避责任，或严重不服从的培训工、助手和工厂工人，将被处以20塔勒的罚款或最高达14天的监禁。”11

尽管有国家的大力支持，招聘工人仍然是新兴的制造业者面临的巨大挑战，这表明只要工人还有其他谋生手段，他们就会试图逃离工厂世界。例如，药剂师霍安·巴普蒂斯塔·西雷斯（joan baptista sires）于1770年在巴塞罗那的拉瓦尔居民区开设了一家拥有24台织布机和19个印花台（给棉织物染色的地方）的棉纺织厂，他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是招聘60到150名男女以维持生产。人员更替非常频繁，因为大部分员工只待几个月。西雷斯试图通过在工厂中复制手工作坊的某些元素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为熟练男性工人提供最好的工作岗位，还允许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在工厂工作，从而增加了工人的家庭工资，同时利用他们的打折劳动力以节省经费。为了吸引工人进入他的工厂，西雷斯允许一些家庭住在这些建筑中，这也是在仿效整个欧洲手工作坊的典型模式。12

50年后的美国，劳动力招聘的状况依然没有改观。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多佛的多佛制造公司（the dover pany）在1823年8月至1824年10月期间，必须雇用342名工人以维持平均约140人的劳动力。13 工人的来来去去非常频繁，他们拼命地保留在工厂外的生计。进入工厂几个星期后，他们一旦拿到足够的钱可以撑到卖掉作物的时间，或者在农场上需要劳动力时，就会离开。

这些劳动力招聘模式在正在进行棉花工业化的地区非常典型。在每个案例里，原始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化都是交织发生的。机器制造的纱线（以及后来的布料）的扩散，破坏了农场的手工纺纱和手工织布业，给纺织工人造成压力，迫使他们在别处寻找收入来源。对许多人来说，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前往工厂，尽管也正是工厂破坏了他们此前的收入来源。实际上，巴塞罗那企业家西雷斯通常雇佣加泰罗尼亚首府周围的农业工人。在萨克森，当第一批棉纺织厂生产的廉价纱线涌现到市场，战胜了手工纺纱者之后，先前的招工困难得以克服，因为后者被迫在扩张的工厂里工作。在瑞士，远在黑森林广大农村的成千上万的工人提供了潜在巨大的劳动力储备，此前这些人忙于为外包商人服务，事实上，最终许多工人都转向工厂生产。随着阿尔萨斯棉业迅速扩张，劳动力需求巨大，企业家到孚日山区和黑森林地区去寻找劳动力。在那里，家庭的生存依然依赖农业生产，甚至在工厂开始生产之后仍然继续这样。例如，在坐落于米卢斯市以北的小镇韦塞林，直到1858年，几乎所有纺织厂的工人仍然拥有自己的土地，并通过从事农业补充收入。为了寻找纺纱工和织工，资本更加深入地进入农村，使得制造商可以支付极低的工资，因为工人仍然可以依赖其他家庭成员的无偿劳动——其中包括抚养子女和种植食物。在这里，与其他地方一样，资本主义的展开依赖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劳动力。14

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工人失去了土地，面对家庭制造业的衰退，他们往往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事实上，棉花工业化导致了巨大的移民浪潮，而且往往跨越国界。1815年，盖布维莱的齐格勒与格勒特公司（ziegler, greuter et cie）的1500名工人中，有750人是阿尔萨斯人，其余的则是来自瑞士和德国的移民。美国的纺织厂也吸引了这样的移民。成千上万的工人从新英格兰边缘的农业地区迁移到新兴的纺织城镇，还有许多工人越过了大西洋，如来自爱尔兰因马铃薯饥荒3 而逃难的男男女女们。荷兰、比利时、加泰罗尼亚和法国的棉花产业也吸引了来自周边农村的移民。15

这些农民工放弃了自己的农业活动和家庭制造业，从山区走出来，有时甚至横跨海洋，进入黑森林、瑞士、孚日、加泰罗尼亚、萨克森和新英格兰的纺织工厂。那里的人口基本上都是手工工匠。这些工人大部分是男性，他们的工作技能最高，往往有在旧式手工作坊工作的经验，而没有做农活的经验。诺伊豪斯和胡贝尔（neuha & huber）于1830年在瑞士的比尔他们原先的纺纱厂旁边创建了一家织布厂，吸引了新近失业但技术高超的手摇织工，这些工人此前几十年来一直在城镇附近生意兴隆。熟练的工匠还会迁徙到很远的地方：俄国纳尔瓦镇的施瓦茨（schwarz）棉布厂1822年雇用了35名德国人、1名法国染色师和1个来自荷兰的人。路德维希·克诺普的科林霍姆（kreenhol）工厂在1857年雇用了许多英国技术工人。事实上，法国、墨西哥、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制造商经常从国外招聘高技能的工人。16

然而绝大多数工人并不熟练，也不是被招募的；相反，他们是由于农村条件的改变，特别是由于家庭制造产品无力与工厂产品竞争而衰落，而被赶入工厂的。也许最戏剧性的是在19世纪20年代动力织布机取代手工织布机的时刻。由于欧洲大部分地区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失业的家庭织工准备好搬进工厂。针对这种情况，为了保住家庭拥有的土地，前往工厂工作往往成为一种战略，要么派一名家庭成员去从事全职工作，要么派出好几个家庭成员去短期打工。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工人就是这种情况，（未婚）女性在工厂里赚得工资经常使她们的家庭保住土地。迁移到工厂劳动可能会给处在边缘地位的农业活动带来一线生机。17

保留至今的详细薪酬记录使我们可以详细检查这样一家早期棉纺厂，即上面提到的多佛制造公司。在1823年8月9日以后的63个星期内，共有305名妇女，其中大多数年轻未婚，在工厂的某个阶段劳动，构成了89的劳动力。她们平均工作2593周，占总时间的41。事实上，许多妇女季节性地进入工厂工作，工作了几个月后回到其他的工作上。仅举一个例子，10月中旬，有43名女性（占劳动力的32）从工厂离开一周，在下一周返回。

多佛制造公司的排班表，1823年8月9日至1824年10月16日：所有姓氏以 a 或 b 开头的工人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