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旧世界的最后一小时（1/2）

11岁的只野哲也是个健壮结实的男孩，一头短发，一脸和气，就是有点喜欢恶作剧。他家在稻田另一边的一个小村子里，就在更大的村子釜谷村的后面。每天早上，他都会跟9岁的妹妹未捺一起，沿着河堤步行20分钟去学校。3月11日那天正好是他们的妈妈白江40岁生日，当天晚上家里会举行一个小型庆祝仪式。但除此之外，那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周五下午。

那天中午，孩子有的在院子里骑独轮车玩，有的在角落里寻找四叶草。天很冷，刺骨的寒风从河上吹来。哲也和朋友双手插在口袋里背风站成一排，这样寒风就不会吹疼他们的脸。就在马路对面，来自大川中学的家长正在举办毕业派对。紫桃佐代美也在那里，并且感受到了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和不安。下午2:45，大川的校车出现在停车场等着接人，发动机还在转着，几个小学生已经爬了上去。但大多数孩子仍然待在教室里，完成本周最后一点的学校工作。 [1]

一分钟后，六年级班响起了“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他们在给一个叫万野的女孩庆祝生日。唱到一半的时候地震开始了。“震动非常缓慢，从一边传到另一边，”六年级男生佐藤相马回忆道，“但那不是小而快的震动——感觉很强烈。老师在教学楼里跑上跑下，提醒我们：‘抓紧你们的课桌。’” [2]

在图书馆，一个叫铃木新一的男人正等着他的儿子，他儿子在这天早些时候不舒服，此刻正待在医务室里。他看到学校鱼缸里的水剧烈晃动，四溅而出。在哲也班上，五年级的学生正准备放学回家。“地震刚开始，我们所有人都躲到了课桌底下，”他回忆道，“震动越来越强烈，每个人都在惊叫：‘啊！地震好强啊！你还好吗？’地震一停下来，老师立即指挥说：‘跟着我到外面去。’于是我们都戴上安全帽，向教室外走去。”

教学楼的疏散工作十分迅速，堪称典范。几乎就在短短5分钟时间里，这群刚刚还蹲在课桌下的孩子就都来到操场，按班级排好队，而且每个孩子都戴上了存放在储物柜里的硬塑料安全帽。两天前他们刚进行了相同的演习。虽然与周三的地震相比，这一次的更加可怕。要过很久，市政当局才会根据幸存者采集资料，编制当天下午的详细事件日志，而且精确到每一分钟。 [3] 日志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人们的情绪，经历过这么一次大地震后，有人激动兴奋，也有人听之任之，还有的如释重负，或是恐惧担忧：

孩子：所有人都坐下来，登记了姓名。低年级的女孩子都在哭，白田老师和今野老师摸着她们的头说：“没事的。”一个六年级的男孩说：“我想知道家里的游戏机是不是还好。”

孩子：低年级的乱成一团。有的孩子到处乱跑。

孩子：一定有一种“地震病”，因为有年纪小的孩子吐了。

孩子：我的朋友说，“我想知道会不会有海啸。”

余震不断，年纪较小的孩子也一直惊恐不安。下午2:51、2:54、2:55和2:58发生了多次强烈余震。早在下午2:49，主震还在从日本北部和东部向外扩散的时候，气象厅就发出警报：预计将发生20英尺高的海啸，日本东北部沿岸的居民都应疏散到地势更高的地方。

当时学校操场上有11个大人，包括6个班主任、特殊班级的负责人铃木老师、学校护士今野女士、学校秘书川畑女士，还有教务主任远藤纯二。校长柏叶照幸不在的情况下，54岁的副校长石坂俊哉暂时负责所有事务。正是石坂用电池供电的收音机一遍又一遍地收听海啸警报。操场上等待着的所有人的命运，都取决于他的决定。

即使石坂本人也遇难，还是有很多人无法原谅他。但那些熟悉他的人都深情地怀念他。他在内陆地区长大，智利海啸发生的时候他才3岁，对他来说那只是一个故事而已。他是个温和敏感的男人，能与学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这种情谊即使在他们长大后也还能持续下去。“他当然不是那种英俊的男人，”一位女士这么对我说，石坂25年前曾在内陆另一所学校教过她，“他个子不高，不能说肥胖，但的确有点胖。他总是面带笑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不喝酒也不抽烟，这在那个时代的男人中并不常见。”

她对我说，石坂夏天会带着小学生去户外看星星，认识不同的星座，周末还曾邀请全班所有30个孩子到他妈妈家做客。“他把我们送上火车，然后自己开车沿着铁路走，”她回忆道，“他与火车保持平行，还向我们挥手道别。我们都很兴奋！他很重视班级内部团结，希望大家行动一致。在我的学习生涯中，与他一起度过的两年是最难忘也是最重要的。”

然而，大川小学的一些家长表达了不同看法。他们也认为他和蔼、亲切、热情，所有这些都能从他鞠躬时弯腰的角度、鞠躬的频率以及礼貌得体的语言中看出来。可是，即使是在日本这样注重正式礼仪的社会，人们似乎也从这位副校长的行为中读出了不一样的含义，他的彬彬有礼似乎超出了良好礼仪的基本要求，越过了尊重和谄媚之间的界限。

当天下午3:03、3:06和3:12又传来更多余震。在下午3:14，气象厅发布最新警报：海啸预计将高达10米，即大约33英尺。

操场上的老师在樱花树下围成一圈，压低声音讨论着什么。

与日本很多机构一样，大川小学也依照应急手册采取相应行动：学校秘书川畑女士从办公室带出了很多文件，其中肯定有这么一本应急手册。相关部门每年都会重新审核所谓的“教育计划”，这一计划涵盖内容十分广泛，包括道德与伦理原则，运动会、家长会和毕业典礼相关礼仪等。其中一节专门针对紧急情况的应对，包括火灾、洪水和传染病等。这一节中有一张表格，每个家庭必须按要求填好交给老师，填写内容包括父母或监护人和任何有权来学校接走孩子的人的姓名、电话和住址。这些信息本应该每年更新，但是柏叶校长并没有按要求这么做，这就意味着至少在防灾准备方面，这个学校的工作确实有疏漏。

每个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教育计划模板。 [4] 即使在日本，以火山爆发为例，只有少数学校需要为此做准备，而那些位于内陆的学校也可以放心地省略海啸防灾流程。石坂在柏叶的监督下修改手册，决定保留这一条，但是并没有改变模板中的通用规定：

主要疏散地点：学校操场

发生海啸时的二次疏散地点：学校附近的空地或公园等

这种语焉不详的规定毫无帮助。“公园等”对乡村地区而言毫无意义，这里只有田地和山地，没有什么公园。“空地”倒是有很多，但问题是：哪一片空地？

校车在停车场等候。车上能坐45人，紧急情况下，可以分两次将所有学生和教职工运送到雄胜町山隘的高处。村子的东边有两条路可以上山，其中一条通往位于山顶丛林空地的一座神道教神社。但还有另一个更近也明显更安全的地方。

西北边的河，东边的稻田，以及南边一座高725英尺的林木茂密的无名山，将釜谷村大致围成了一个三角形。山上一些地方坡道很陡，而且灌木丛生，攀爬时危险重重。但还有一条没那么危险的山路，学校里的人也都知道这条路。就在几年前，孩子上科学课的时候走过这条山路，还在路旁种植了一片香菇。即使是年纪最小的孩子也能轻松地沿着这条路上山。5分钟内——也就是他们从教室疏散出来的时间——整个学校的人原本都可以爬到海平面以上数百英尺的地方，逃过任何可能的海啸。

可是，教育计划详细规定了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却没有对紧急情况的疏散地做出明确说明。在一些沿海村庄——包括远藤纯二教过书的相川村在内——老师和孩子都毫不犹豫地沿着陡峭的山路和悬崖上的石阶往高处逃去。而在大川，副校长石坂只能站在操场上迷惑不解地看着这些文字：学校附近的空地或公园等。

学校似乎并没有遭受严重损坏，可是由于余震不断，大家认为返回教室实在不妥。于是，当时在场的成年人中，作为级别仅次于石坂的老师，远藤纯二肩负起重任，一次又一次在教学楼里冲进冲出，跑腿办事，其他老师则照看着各自的学生，讨论可以做些什么。登记名单显示，有一个三年级的女孩不见了，远藤冲进教学楼寻找，发现她蜷缩在厕所隔间里。很多小孩子都觉得冷，又是远藤返回去帮他们取外套和手套，他还带他们到操场的一个隐蔽角落里方便。由于忙着这些事，他几乎没有时间与其他老师交流。但我们都知道远藤倾向于采取什么行动，以及如果让他来负责会有什么结果。

“副校长全权指挥，班主任则照顾各自班级，”后来他写道，“我到处忙个不停，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他想起在检查完落在学校里的人之后，自己曾与石坂进行了一次简短对话，“我问他：‘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要跑到山上去吗？’而他告诉我，在这样的震动下不可能往山上走。”

但是根据幸存的六年级孩子浮津天音的回忆，远藤的干预更加具有戏剧性。她说，之后远藤再次从教学楼出来，大声叫着：“到山上去！上山！跑到山上去！”

今野仁美的儿子大辅和朋友佐藤雄树听到了他的警告，并向六年级班主任佐佐木孝提出请求。

我们应该爬到山上去，老师。

如果我们待在这儿，地面可能会裂开，把我们吞进去。

如果我们待在这儿，可能会死掉！

天音还记得这两个男孩子开始向香菇地的方向跑去。可是远藤的提议被驳回，男孩子被叫回去，并且不准再说话，他们只能老实地回到班级队伍中。

当时还有两组截然不同的人聚集在学校。一组是学生父母和祖父母，他们或开车或走路来接孩子。另一组则是当地村民——大川小学本身就是官方指定的釜谷村防灾疏散点，但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这两组人有着巨大的意见分歧，有时候甚至直接公开冲突起来。

家长基本上都希望尽快把孩子接走。“我一直看到有车开过来，不禁想：‘妈妈会来吗？’”佐藤相马的孪生妹妹深美回忆道，“我很担心。一看到她我就忍不住哭了，妈妈也忍不住哭起来。” [5] 而据我们所知，至少有一个老师——佐佐木孝——积极劝阻家长把孩子接走。“老师说：‘你们待在这儿将会很安全。’”相马还记得，“妈妈则说：‘我们的房子在更高的地方。我们在那儿更安全。’”

教育委员会日志记录如下：

孩子：妈妈来接我，我们跟孝老师说我要回家。他对我们说：“现在回家很危险，最好待在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