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归咎他人（1/2）

关于神奇的洗衣机和挣钱的机器人

让我们揍我们的祖母吧

有一次我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课，谈到那些大的制药企业几乎不对贫困人群所专有的疾病做任何研究，包括疟疾、睡眠疾病等。

一位坐在前排的学生义愤填膺地喊道：“我们应该揍他们!”

“是吗？”我说，“我正要去诺华(诺华是一家总部设在瑞士的大型制药企业)做一个演讲，如果你能告诉我，我究竟该揍谁以及打了他我们可以获得什么回报的话，我倒愿意试一试。我究竟应该揍谁呢？是在那里工作的每一个人吗？”

“不不不，”他说，“只揍他们的老板。”

“哦，好啊，他们的老板是丹尼尔·瓦塞拉，我认识他。那么如果我遇到他的话，我是不是应该打他的脸？我打了他之后事情就会变好了吗？他就会变成一个好的老板，然后认识到他应该改变公司的研发方向吗？”

这时坐在后排的一个学生回答道：“不，你应该揍他们的董事会成员。”

“是吗？这个建议倒是很有趣，我在下午会给他们的董事会做演讲，所以我应该在上午见到丹尼尔的时候保持冷静，而在下午的时候去揍他们的每一个董事会成员，对吗？我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够揍到他们每一个人，现场也有保安，所以我能打到3到4个人。但是我为什么应该这样做呢？你认为这样就会使得董事会成员改变他们的研发方向吗？”

“不，”第三个同学发言了，“诺华是一家上市公司，并不是他们的老板或者董事会成员在决定研发方向，而是他们的股东。如果董事会改变了研发方向，他们的股东就会重新选出一个新的董事会。”

“非常正确，”我说，“是他们的股东希望这个公司把研发经费投入有钱人才有的疾病上。只有这样，他们的股票才能够获得好的回报。”

所以他们的员工、老板以及董事会都没有错。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我看着学生们说，“谁是这些大型制药企业的股东呢？”

一个学生耸耸肩回答道：“是那些有钱人呗。”

“不对。这些大型制药企业的股票都是非常稳健的股票。当股票市场上下波动或者原油价格跌宕起伏的时候，制药企业的股票通常都会保持稳定。很多其他行业的公司会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涨跌。但是患者们永远需要得到治疗，所以制药公司的股票可以长期提供稳定的回报，那么到底谁是这些业绩稳定的公司的股东呢？”

这群年轻的学生看着我，脸上写满了困惑。

“是那些退休基金。”

学生们都沉默了。

“所以这次我去诺华制药厂的时候不需要揍任何人，因为我不会见到他们的股东，但是你们却会见到这家企业的股东。这个周末，等你们回家去看望你们的祖母的时候，你应该揍她才对。如果你非要找出罪魁祸首的话，那么就应当找那些老年人，因为是他们对稳定的股票的贪婪需求导致了这一切。

“你记得去年夏天当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你的祖母给了你一些零花钱吗？那么你应该把这个零花钱还给她，她应该把这笔钱还给诺华，并且要求他们将钱投资到穷人疾病的研究中。也许你已经把这笔钱花掉了，那么你应该揍你自己才对。”

归咎他人的本能

当坏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们总是试图找到一个清晰而简单的理由去责怪其他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归咎于人的本能。有一次，当我在一个酒店洗澡的时候，我把热水开关的把手开到了最大的位置，但是水并没有变热。过了一会儿，滚烫的水涌出，我被烫了一下。在那一瞬间，我很愤怒，我觉得一定是水管工做了错误的工作，或者酒店的经理没有做好冷热水的管理，或者是因为隔壁的客人用了太多的冷水。这就是我归咎于人的本能。但是事实上，这些人都是无辜的，没有人有意想给我造成伤害。除了我自己，也并没有别人的疏忽大意给我造成伤害。我本应该逐步地调大热水的开关，并且耐心地等待一下。

当有坏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似乎总是很自然想到，一定是有其他人故意做坏事。我们总是倾向于相信有人利用权力或者手段，才能够使得事情发生，否则的话，这个世界就会让人感到不可预测、令人困惑和非常可怕。

归咎他人的本能使我们夸大了个人或某个团体的重要性。这种本能总是驱使我们去找到一个被责怪的对象，而使我们忽略了对这个世界的真相的理解。当我们过分执着于指责他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迷失自己的重点，同时丧失了学习能力。像前面的例子，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思考究竟该揍谁的时候，我们就会停止思考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这就大大地降低了我们真正解决问题或者预防问题的能力。

比如一起空难发生了，如果大家都忙于指责飞行员由于打瞌睡而造成了这起空难，就不会花费精力去研究造成这起空难的真正原因，也无法找到未来能够成功预防空难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止步于指责打瞌睡的飞行员，而不是做更进一步的研究的话，我们就不会获得任何进步。对世界上的绝大多数问题而言，我们不能停止于找到替罪羊，而应该观察理解产生问题的整个系统。

当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这种本能往往也会被激发出来。我们通常会认为是某个人、某个团体或某个简单的原因，造成了这一好的结果，而忽略了背后复杂的真相。

如果你真的想改变这个世界的话，那么你必须真正地理解这个世界，仅仅跟随你那归咎于人的本能是不能得到任何帮助的。

指责他人的游戏

对他人的指责往往能够揭示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当我们在寻找替罪羊的时候，其实反映的是我们内心早已存在的思维模式。让我们看看我们经常习惯于责备的几个人群：无良的商人、说谎的记者以及外国人。

无良的商人

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尽量客观地分析和思考问题，但是尽管如此，我也经常被自己的本能所淹没。可能是因为我看了太多动画片，受到了唐老鸭那富有又贪婪的舅舅的影响，使我倾向于认为商人总是贪婪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会像我的那些学生一样，简单地把缺乏药品的问题归咎于大型制药厂的贪婪。很多年前，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我去对一起合同招标(安哥拉的疟疾疫苗项目)进行调查的时候，我就本能地对投标的企业产生了怀疑。招标合同的数字很奇怪，这使我怀疑里面肯定有什么猫腻，肯定是投标的企业耍了花样，想来欺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但是我一定会把它们揪出来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用招标的方式进行医药采购。中标的大药厂可以获得十年的采购合同。由于采购期限长且采购规模大，这使得教科文组织的采购合同对很多大药厂都非常有吸引力，它们宁愿为此降低价格来获得这样长期的合同。然而在这个案例中，有一家很小的名叫利沃制药厂的家族企业，其总部位于瑞士阿尔卑斯山附近的卢加诺地区，他们给出的报价非常低，甚至低于制造这种药物的原材料价格。

我的工作就是去具体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先飞到了瑞士的苏黎世，然后转搭一架小型飞机到达了卢加诺的小机场。我以为这家制药厂会派一辆很小的车来接我，没想到他们却派出了豪华轿车，并且把我安置在了当地一家超豪华的酒店。我被酒店的豪华程度震惊，以至于我在给太太阿格尼塔打电话的时候压抑不住兴奋的心情对她说：“房间里的床单都是丝绸的!”

第二天早晨，我被带去参观工厂。我和工厂经理握手，然后就直奔主题。我问他：“你们是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采购原材料，把它们加工成药片后包装到药瓶里面，接着把药瓶打包装到盒子里面，再把盒子整体装进集装箱，最后用集装箱运到热那亚。你们怎么能做到用比原材料成本还要低的价格完成这一切呢？难道你们从匈牙利采购的原材料价格比别人低吗？”

工厂经理告诉我：“我们的采购价格和其他人是一样的。”

我问他：“你们派了一辆豪华轿车来接我，那么你们怎么赚钱呢？”

他笑了，对我说：“我们是这样做的：几年前，我们就认为工业机器人将要彻底改变这个行业，所以我们经过自主研发，建立了自己的新型工厂，全部用机器人来进行药品的包装制造。同行业的那些大药厂，它们的自动化水平和我们相比而言，简直就像手工作坊一样。所以当我们下订单给布达佩斯采购原材料之后，星期一早上6点原材料就通过火车运到了我们这里的车站。到星期三下午，安哥拉整整一年所需要用的药品量已经被生产出来准备装船了。在星期四的早晨，它们就会抵达热那亚的港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采购专员将会检查这批药品的质量，然后签收，并且在当天付款到我们在瑞士苏黎世银行的账户。”

“但你们的销售价格可是低于原材料的成本啊!”我打断他说道。

“你说得对，但是别忘了我们的供应商给了我们30天的账期，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只用了四天就向我们付款，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资金在途的这26天时间来赚取利息。”

原来如此，我无言以对了，我从来没想到过会有这样一种做法。

当我很直接地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好人，而制药厂是坏人的时候，我的思维就停止在这一点，而不再去深究其他的可能性。我对中小型企业的创造能力一无所知。而事实上，它们也是好人，只是它们压低生产成本的能力不为我们所知罢了。

说谎的记者们

无论是对政治家还是对知识分子来说，指责记者们不说实话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在前几章中，我似乎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与其简单地指责记者不说实话，我们还不如仔细地反思一下，为什么媒体一定要给我们反映一个扭曲的世界？是记者们刻意为之吗？还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这里我不打算讨论那些刻意制造假新闻的事件，因为那和我们想要说的主题无关，而且我也不认为是那些假新闻造成了我们扭曲的世界观，因为我们并不是刚刚开始对世界产生错误的认识，而是一直以来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都是错误的。)

2013年，我们在网上向全球公布各种测试题目的结果。那些结论很快就成为bbc和n的头条报道。这两家媒体频道把我们的测试题在它们的网站上向公众公布，这样所有的人都可以自己做测试，并且他们得到了数以千计的留言，试图解释为什么人们的测试结果如此差。

其中有一条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打赌媒体人一定通不过这项测试。

我们为这个想法感到兴奋，然后决定来测试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调查公司告诉我们，要想对记者群体做这样专门的测试是不可能的，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媒体的老板愿意让他们接受这样的测试。当然，我非常理解这一点，没有人希望他们自己的权威被质疑，更何况如果测试的结果证实这些专家记者知道的并不比大猩猩更多的话，这将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然而我的性格就是如此，人们越是告诉我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我就越想去试一试。我的日程表中正好排进了两个媒体界的会议，所以我带着我们的投票设备去参加了会议。由于我的演讲时间只有20分钟，所以我不能问所有的问题，但是我选择了一些问题来问参会的记者们。下面就是测试的结果。我也对一个专门拍摄纪录片的制作人群体进行了测试，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公共广播公司(pbs)、《国家地理》杂志和探索频道等知名的媒体。

看起来这些记者和电影制作人并不比一般的大众知道得多，而且他们的答案也并不比大猩猩更好。

如果这个测试结果反映了新闻记者和纪录片制片人的普遍现象的话，我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记者中的其他群体会比接受过测试的群体水平更高，或者能够在测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说记者们是有意误导我们，或者对我们撒谎。当他们在悲伤的钢琴曲的背景音乐下，用严肃沉重的语气向我们介绍人口危机、自然灾害或者两极分化的世界的时候，他们自己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他们本身并没有任何恶意，也没有想故意误导我们，所以责怪他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只不过和我们大家一样，都对这个世界产生了误解而已。

记者群体的测试结果是灾难性的，其糟糕程度就好像一场空难一样。但是简单地指责这些记者和在空难中简单地归咎于打瞌睡的飞行员是一样毫无意义的。相反地，我们应该去寻找答案，究竟为什么记者们会有这样一个扭曲的世界观？(答案是因为他们也是常人，他们也有着夸大事实的本能。)以及哪些系统性的因素会促使他们去推广这样扭曲的世界观和过分夸大的新闻？(至少一部分的答案是，他们必须和其他的媒体竞争读者的注意力。)

当我们彻底理解了这点之后，我们就会认识到，要想让媒体改变他们报道世界的方式从而向我们反映一个真实的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你不可能在柏林随手拍几张快照就用它们来给你做导航系统，帮助你在整个城市漫游一样，你也不可能指望媒体来给你提供实事求是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