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规模错觉（1/2）

重新使用你已经拥有的两个神奇工具 合理看待战争纪念碑和熊攻击人事件

看不见的死亡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在莫桑比克做医生工作。那时候我必须做一些非常艰难的算数工作，艰难是因为我所计算的是儿童的死亡数。具体来讲，我统计我们纳卡拉医院内的儿童死亡数和我所服务的整个区域的儿童死亡数，并把两个数据进行对比。

在那个年代，莫桑比克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当我到达纳卡拉的时候，我是那个人口30万的地区唯一的医生。在第二年有第二个医生加入了。这样的人口数量如果放在瑞典，就需要有至少100名医生来服务。每天早晨我在去上班的路上都会对自己说，今天我必须做50个医生的工作。

我们每年都会接收上千名重病的儿童，平均每天三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每天都在努力拯救这些儿童的生命。他们通常都患有非常严重的疾病，比如痢疾、肺炎和疟疾。而他们通常同时患有贫血症和营养不良症，使得病情更加复杂。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总会有5的儿童死掉。几乎每周都会有一个儿童死亡，而我相信，如果我们有更好的资源和更充足的人手的话，我们应该能够救活他们。

我们的医疗手段非常有限，我们只有生理盐水和肌肉注射。我们没法给患者打点滴。因为护士们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打点滴的服务。我们只有极少数的氧气瓶，我们也没有能力输血。这就是极度贫困国家的医疗状况。

某一个周末，我的一个朋友来看我。他也是瑞典人，在一家320千米外的条件稍好一点的医院工作。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必须紧急赶去医院，他就和我一起去了。我们一到达医院，就见到了一位双眼中充满了恐惧的妇女。她的怀里抱着一个由于严重腹泻已经变得非常虚弱的婴儿。他现在连吃奶的力气都没有了。我马上安排给这个孩子嘴里插了根管子，让他口服补盐液。我的朋友看到了这一切，非常焦急和愤怒地把我拉到了一边，他认为我采取这样简单的处理方式是不够的，他认为我只是图省事，想要快点回家去吃晚饭。他认为应该立即对这个儿童进行静脉注射。

对于他的不理解，我也非常愤怒。“在现有的条件下，这就是我们的标准治疗。”我解释道，“如果要给孩子做静脉注射的话，至少会花掉我们半小时的时间，而且护士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很可能会把事情搞砸。你说得对，我确实需要回家吃晚饭，否则的话，我的家庭和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在这儿撑过一个月。”

我的朋友不接受我的说法，他决定留在医院，花费了好几个小时，努力想给这个孩子做静脉注射。

当晚和我一起回家的路上，我的朋友继续和我辩论。他说：“你必须对每一个患者都做到全力以赴。”

“不。”我说道，“我不认为我应当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都仅仅花费在来到医院的患者身上。如果我能提高整个社区的医疗服务水平，我就可以挽救更多孩子的生命。我要为整个社区的孩子的死亡负责，而不仅仅是这些来到医院、死在我眼前的孩子。”

正如大多数医生和大多数社会公众一样，我的朋友不同意这一点。他说：“你的责任就是全力以赴救助来到医院的患者，而你所说的能够在医院以外救助更多的孩子，这只是你一种子虚乌有的猜测。”我觉得身心俱疲，就不再和他辩论，直接去睡觉了。但是第二天我做了一些统计。

我和我的太太阿格尼塔一起对数据进行了统计。那一年总共有946个孩子被送进了医院，他们几乎都是5岁以下的儿童，其中52个孩子死亡，占总数的5。我们需要把这个数据和整个社区的儿童死亡率进行对比。

整个莫桑比克的儿童死亡率是26，这一点在纳卡拉也是一样的。儿童死亡率是用当年死亡儿童数量除以当年出生儿童的数量来得出的。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区域当年的儿童出生数，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儿童死亡率来推测出每年死亡的儿童数量。最新的数据表明，在纳卡拉市区，每年的儿童出生数是3000人。对于整个纳卡拉区域而言，出生数量应该是这个数字的5倍，也就是15000人。26的儿童死亡率意味着当年有3900名儿童死亡。而这3900名儿童中，仅有52名儿童是在医院内死亡的。我所看到的死亡人数仅仅是我工作范围的13。

现在我的猜测得到了数据上的支持。在医院里给这些重病的儿童输液治疗，只能拯救一小部分儿童的生命。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改善社区的医疗条件，使得痢疾、肺炎和疟疾不再成为威胁儿童生命的重大疾病的时候，我们可以拯救的儿童就会多得多。我真心认为在绝大多数人口还没有获得基本医疗条件的时候，在987的死亡儿童都死在医院之外的时候，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过度地投入在医院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所以我们集中精力去培训乡村健康工作者，这样才能让尽可能多的孩子得到疫苗注射，也能使那些刚刚患病的孩子在第一时间就在附近的乡村诊所得到最及时的治疗。

这就是在极度贫困生活状态下的残酷的统计数字。也许人们会觉得我无视眼前个别病危的儿童而去关注我看不见的几百个垂死的儿童，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

而这时我总会想起我原来的导师罗素女士的话。她曾经在刚果和坦桑尼亚作为教会护士工作过很多年。她总是说：“在极度贫困状态下，你不可能也不应该把事情做得完美。如果你这么做，你就是在从其他更需要这些资源的地方窃取资源。”

当我们过度地把精力集中在可见的局部而忽略了不可见的整体的时候，我们就会错误地把资源投入一小部分问题上面，从而只能拯救一小部分人的生命。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资源紧缺的情况。面对拯救生命的问题，我们很难来讨论资源的分配，因为这样会让人觉得我们冷酷无情。但只要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就需要开动大脑，找到使得我们的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的方式。这才是真正的同情心。

本章会用大量的数据来讨论儿童死亡的问题，因为这是我最最关心的。我知道一边统计死亡儿童的数量，一边研究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这似乎听起来是冷酷无情的。但是只要你仔细地思考一下，你就会同意，研究出最经济有效的方法，从而能够拯救最多的儿童生命，这才是最有良心的做法。

正如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统计数据后面的具体故事一样，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发现具体故事背后的统计数据。没有数据，我们很难理解这个世界，但仅有数据也是不够的。

规模错觉

人们总是容易注意局部而忽略整体。这是我们的本能之一。我们总是会注意到一个单一的数字而误判它的重要性。正如在纳卡拉的医院中发生的一样，我们总是对单一事件或者看得见的受害者的重要性产生误判。这两者是规模错觉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媒体也常常会迎合我们这种规模错觉的本能。记者们往往会夸大单一事件、事实或数字的重要性。记者们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人们很难无视受到伤害的个体。

规模错觉的两个方面和负面思维的本能结合在一起，使得我们系统性地低估了这个世界发生的进步。在我们关于世界人口分布的问题中，人们普遍会回答，世界上只有20的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了满足。而事实上，这个数字非常接近80，甚至90。多少儿童得到了疫苗注射呢？88。多少人可以使用电呢？85。多少适龄的女孩能够上小学呢？90。媒体和慈善组织总是习惯于宣传一些看起来很大的数字，并且给我们看一些受苦难的人的照片，使得我们在印象中系统性地低估了真正的比例和世界上发生的进步。

与此同时，我们系统性地高估了其他的一些比例，比如我们国家的移民比例、反对同性恋的人数比例。至少在美国和欧洲，我们对这两个数据的认识是比现实夸大的。

这种规模错觉会使我们把有限的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到看得见的受害者和个体事件上。今天我们有非常充足的数据使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做数据对比，正如我原来在纳卡拉做的数据对比一样。结论也是相同的，在收入水平第一级和第二级的国家，并不是医院和医生的数量决定了儿童生存率的高低，尽管医院和医生的数量更容易统计，而政治家们更喜欢去参加医院落成典礼。几乎所有儿童生存率的提升都是通过医院之外普及性的、预防性的医疗措施实现的，都是那些乡村护士、乡村医生和受到教育的父母带来的。尤其是受教育的母亲们。数据表明，在全世界范围内，几乎一半以上的儿童生存率的提高是来自母亲获得了读书和写字的能力。今天更多的儿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预防性的措施使他们更少得病。受过培训的乡村医生可以给怀孕的母亲们照顾和接生。乡村护士们帮助他们做好免疫工作。父母们可以让儿童吃得饱、穿得暖。周围的人有良好的洗手的卫生习惯。母亲们可以读得懂药瓶上的使用说明。所以当你要投资来提高收入水平在第一级和第二级的人们的健康水平的话，你应该把你有限的资金投入小学、护士教育和疫苗注射上面，而不是急于建造宏伟的医院。

如何控制规模错觉

为了避免只看局部、不见整体的问题，你只需要关注两点：对比和比例。你说什么？你已经会了吗？那好，让我们开始使用这两种方法，并把这变成自己的习惯吧。让我来介绍一下，具体应该怎么做。

数字对比

要想避免对事物重要性的误判，最重要的事就是不要只看单一数字。永远不要认为单个数字本身就有很大的意义。当你看到一个数字的时候，你应该马上想到用它和其他的数字做对比。

尤其对那些看起来很大的数字，我们总会很自然地认为，这么大的数字怎么会不重要呢？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做对比。

420万死亡婴儿

去年，全世界有420万婴儿死亡。

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最新一岁以下儿童的死亡数字。我们经常在媒体上或者社会活动组织的宣传中看到这样单一且充满感情色彩的数字。我们在感情上本能地会对这一数字做出反应。

谁能想象420万死亡的婴儿呢？这太可怕了。尤其是当我们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的时候。谁能说420万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呢？但是你可能错了。这恰恰就是我要引用这个数字的原因，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每一个夭折的婴儿背后都有一对伤心的父母，他们等不到自己的孩子对他们笑、学会走路，和他们一起玩耍，反而要将他们亲手埋葬。这个数字足以让我们哭泣很久。但是我们的眼泪能够帮助他们吗？不能。所以我们应当理智地思考。

2016年，全世界的婴儿死亡人数是420万。一年前这个数字是440万。两年前这个数字是450万。在1950年，这个数字是1440万，比现在多了一千多万的死亡婴儿。突然这个恐怖的数字看起来小多了。事实上，这个数字目前是处在世界历史上的最低点。

当然，我会非常希望这个数字可以变得更低，可以下降得更快。但是要想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法，要想知道如何最有效地分配资源，我们必须冷静地分析哪些方法是有效的，而哪些不是。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预防了越来越多的婴儿死亡。如果不做数字对比的话，我们可能永远都得不到这个答案。

更大的战争

我年轻时，越南战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战争，就好像今天的叙利亚战争一样。

在1972年的圣诞节前夕，7枚炸弹落在了越南河内的白梅医院，导致27人死亡。当年我正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学习医药专业。我们有很多医疗设备和黄色毯子。阿格尼塔和我组织了一场募捐活动，收集了一些黄色毯子和医疗设备，把它们打包寄到了白梅医院。

15年后，我去越南参加一个瑞典对越南的援助项目。午饭时间，我和我旁边的一个当地的同事尼姆医生一起聊天。他说当年当白梅医院遭到轰炸的时候，他就在医院里面工作。后来他收到了一些援助物资。我问他有没有印象收到一些黄色毯子。当他向我清楚地描述出这些毯子上面的花纹样式的时候，我吃惊得简直快跳了起来。我感觉我们就好像是一辈子的老朋友一样亲近。

周末之后，我要求尼姆带我去看一看越南战争的纪念碑。他说你指的是抗美战争吗？我才意识到他们是不会把这场战争叫作越南战争的。尼姆开车把我带到了这个城市的中心公园，指给我看一块小小的、09米高的石碑，石碑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铜牌。我以为他是在跟我开玩笑。在西方世界，越南战争激起了一波巨大的反战浪潮，连我这样远在瑞典的人都会收集医疗设备和毯子寄给越南。在那场战争中超过150万越南人和58000个美国人失去了生命。这块小小的石碑就是这个城市纪念这场大灾难的方式吗？尼姆看到我很失望，就开车带着我去看了一个更大的纪念碑，这是一个花岗岩的纪念碑，有36米高，是用来纪念越南脱离法国殖民的统治而获得独立的。

法国殖民者占领了越南200年。而抗美战争仅仅持续了20年。不同的纪念碑的规模几乎成比例地体现了不同战争的重要性。只有把它们放在一起做对比的时候，我才能认识到越南战争在越南人民眼中是没有那么重要的。

熊和斧头

2004年10月17日的一个夜晚，玛丽·拉尔森女士的前夫破门而入，用斧头把她杀死在自己的家里。三个孩子的母亲被如此野蛮地谋杀，这样一出人间悲剧竟然没有得到全国媒体的报道，仅有一些当地的报纸对此做了很少的报道。在同一天，一位40岁的男子，同样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在瑞典北部打猎的时候被一头熊杀死了。这是自从1902年以来在瑞典发生的第一起熊杀人事件。这一残酷、悲剧且极其罕见的事件得到了整个瑞典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