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

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和贝拉克，还有两个女儿被从楼上的住所召集到了楼下的南草坪。在那儿，我们见到了一位之前从来没见过的先生，他站在车道上等我们，面容友好亲切，还蓄着一绺花白的山羊胡，这让他看上去多了一分威严神气。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劳埃德。

“总统先生、总统夫人，”他说，“我们觉得你们和姑娘们可能想换换口味，给生活增加些许乐趣，所以我们特地为你们安排了一个宠物动物园。”他又冲着我们大声笑着说：“还从来没有一个第一家庭参加过类似的活动。”

他指向他的左边，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距离我们大约30码的地方，在雪松树荫处，四只又大又漂亮的猫科动物正悠闲地走来走去— 一头狮子、一只老虎、一只皮毛光洁的黑色美洲豹、一只修长的带斑点的猎豹。从我站的地方看去，看不到任何围栏或链子，看来并没有任何东西围着它们。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新奇无比，真的是能让我们换换口味。

“谢谢你，这太体贴了，”我尽量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有礼貌一些，“就这样吗？劳埃德，没搞错吧？可以不用围栏或者其他的防护措施吗？这样会不会对孩子有一些危险呢？”

“哦，就是这样，您说的这一点我们当然考虑过。”劳埃德回答我说，“我们想着您和您的家人可能更喜欢能够自由自在活动的动物，就像它们生活在野外一样。但是为了你们的安全，我们已经给它们注射了镇静剂，它们现在是不会伤害你们的。”说完，他又做了一个手势，告诉我们完全可以放心，然后又说：“去吧，靠近点，和它们好好玩玩。”

贝拉克和我牵起玛利亚和萨沙的手，我们穿过南草坪还带着露水的草地，朝那几只动物走去。它们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大，虽然看上去有点儿倦怠但都非常强壮。觉察到我们靠近时，它们的尾巴开始摆动。我还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情景，四只猫科动物像朋友一样和谐地待在一起。我们继续靠近的时候，狮子开始有所反应，美洲豹用眼睛紧紧盯着我们，老虎的耳朵稍微向下收起贴近头部。然后，没有任何的预兆，那只猎豹突然发出一声嚎叫，以闪电般的速度像火箭似的从树荫处冲向我们。

我感到一阵恐慌，紧紧抓起萨沙的胳膊，猛地转身带着她顺着草坪向我们的房子冲去，我相信贝拉克此时也带着玛利亚做出了同样的反应。从我们身后传来的声音我判断：四只动物都已经跃起，紧追我们而来。

劳埃德站在门口那里，看起来泰然自若，一点儿也不紧张。

“你不是说给它们打过镇静剂了吗？”我冲他大喊道。

“不必担心，夫人，”他大喊着回答我，“针对这种偶然发生的意外情况，我们也准备好了应对方案。”他挪到一边，随后特工们从他身后蜂拥而出，手里都拿着上了镇静弹的枪。就在那时，我突然感到萨沙滑出了我的手。

我转向草坪，惊恐地发现我的家人正在被野兽追赶，同时特工们也在追赶这些野兽，并不停地朝它们射击。

“这就是你的方案？”我尖叫道，“开什么玩笑？”

就在这一刻，猎豹发出了一声咆哮，随后冲向萨沙，它的爪子完全伸开，身体像飞起来一样。一名特工朝它开了一枪，但没有打中，不过它受到了惊吓，只好改变方向，撤回到小山底下。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但等我回过神来，却发现一颗橙白相间的镇静剂子弹打在了萨沙的右臂上。

我摇晃着从床上坐起来，心怦怦直跳，全身都被汗湿透了。这时，我才发现我的丈夫蜷缩在我身边，非常安稳地睡着。原来我只是做了一个噩梦！

……………………

我一直觉得我们在原地踏步，甚至不进反退，我们一家人仿佛在经历一场巨型背摔游戏，虽然我对白宫早已建立起来的用以支持我们的体系充满信心，但我依然觉得这一切都非常脆弱，我似乎觉得每一件事情，从孩子们的安全到我的日常活动安排全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他们中很多人甚至比我要年轻二十岁以上。在欧几里得大道的成长经验告诉我：自给自足极为重要，绝不能依赖他人。我也从小就习惯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但是当时，那完全不可能，我所有的事情似乎都有人帮我处理。在我准备外出之前，工作人员会亲自提前开车去一趟活动地点，并将我的现场活动时间精确计算到每一分钟，提前安排好我上洗手间的时间以及休息的时间。有专门的特工负责带孩子们出去约会玩耍，有专门的保洁人员负责收集我们的脏衣服并清洗干净，我也不用自己开车，或者想着带现金、钥匙之类的事情。同时，我还有助理帮我接听电话、参加会议、代我起草文案等。

所有这一切看起来都棒极了，于我来说大有好处，具体来说，就是让我从琐事中得以解脱，可以集中精力去做我认为更重要的事情。但是，对我这样一个注重细节的人来说，我感觉这让自己失去了对所有细节的控制。正因为如此，我的潜意识里才会出现先前梦境中的狮子和猎豹，这让我倍感无力。

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事情不能提前计划，每天，我们都会遇到一些超出我们想象、超出我们生活范围的事情。作为总统的妻子，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充满各式各样的混乱，一些灾害会毫无征兆地出现。总有一些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力量，随时可能打破你生活中的所有平静。任何新闻都是重量级的：一场地震刚刚袭击了海地；路易斯安那州沿海的一座钻井平台发生爆炸，水下5000英尺处的导油管破裂，最终造成百上万桶原油直接涌入墨西哥湾；埃及又爆发了革命性的抗议运动；一名持枪歹徒在亚利桑那州超市的停车场里射杀了六个人，并导致一位美国女议员身受重伤。

每一件事情都是大事，每一件事情都关系重大。每天早晨，我都要通读一遍工作人员发给我的新闻简报，我知道，贝拉克也要首先掌握这所有的一切，并对事态的任何新进展做出反应。除此以外，他还有可能因为那些他根本无法控制的事情遭受批评和指责，他也有可能被推上前去帮助一些非常遥远的国家解决一些非常让人震惊的问题，当然，人们也期待他能够堵住大洋底部漏油的洞口。如此看来，他的工作似乎就是要去解决混乱，然后将其转化为冷静的领导力，每周中的每一天他都是这样度过的，每一年里的每一周他都是这样度过的。

作为第一夫人，我一直尽全力不让自己的日常工作受到外界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不受这动荡的世界里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但是，有时候，你根本无法回避。在面对一些不确定的事情时，我始终要和贝拉克保持一致，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能够理解，我们代表着整个国家，在悲剧、灾难或者混乱发生的时候，我们有义务挺身而出，并始终冲在前面。其实，作为总统和第一夫人，我们的一部分角色就是要为全国公众做出表率，向他们展示我们时刻都保持理性、拥有同情心并言行一致。虽然英国石油公司原油泄露事件—这是美国历史上遇到的最严重的一次生态危机—最后终于得到有效控制，但一些美国人仍然感到慌乱，不愿意相信去墨西哥湾度假是安全的，致使当地经济承受巨大压力。因此，我们一家人特地安排了一次前往佛罗里达州的旅行。其间，贝拉克带着萨沙去水里游泳，并拍照发布在了媒体上。照片中，他们父女二人在浪花中开心地打水仗。虽然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姿态，但传递出的信息却是巨大的：如果美国总统都相信那里的水质是安全的，那么你也完全可以相信。

如果一场灾难刚刚发生，我们俩其中一人或者我们俩共同前往那里，那就是想提醒所有美国人，永远不要太快忘记别人的伤痛。如果条件允许，我经常会再三强调，要感激那些救灾人员、教育者、社区志愿者以及任何愿意在灾难面前伸出援手的人。2010年，在海地遭遇地震袭击后三个月，我和吉尔·拜登去那里访问。当我看到人们曾经的家园变成了一堆一堆的废墟，看到数以万计的人民—母亲、祖父、孩子—曾经活生生地被埋葬的现场，我感到无比揪心。我们参观了一组改装过的公共汽车，当地的艺术家正在那儿对无家可归的孩子进行艺术治疗。这些孩子虽然在灾难中失去了很多很多，但因为有周围这些热心的成年人关怀，他们内心依旧充满了希望。

伤痛和抗逆力总是同时存在的。作为第一夫人，我不止在一个场合验证了这句话，相反，我是在多个场合都体会到了这一点。

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尽可能地去军队医院看望伤员，他们从战争的伤痛中逐渐恢复。我第一次去的是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它就坐落在华盛顿边上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根据事先定好的日程，我在那里只需要待大约九十分钟，但结果是，我在那儿足足待了四个小时。

对于那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撤回的伤员来说，沃尔特·里德是他们的第二或第三医疗点，很多伤员在被送回美国之前，都是直接在战区接受分诊，然后送至德国兰斯图尔的一家军事医疗机构进行治疗，最后才送回美国。一些士兵比较幸运，只需要在沃尔特·里德待上几天就可以出院，但其他一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在那儿一住就是好几个月。沃尔特·里德雇用了世界上一流的军事医学外科医生，并能够提供非常优秀的康复服务，能够处理哪怕是最具毁灭性的战争伤害。得益于现代装甲的发展，美国士兵能够在遭遇炸弹袭击后生存下来，换作以前，他们一定会丢掉性命。这算是一个好消息，但同样也有不好的消息，那就是，十年内，美国卷入了两起以突然袭击和隐藏爆炸装置为特点的地区性武装冲突，因此受伤的士兵数量庞大而且重伤员偏多。

在日常生活中，我会尽可能地为每件事情做好充分的准备，但是，当我走进那些军事医院和费雪家庭时，却完全不知道该与伤员们说些什么。费雪家庭是由一家同名慈善机构专门为士兵家属创建的免费住宿机构，家属可以在那里照料他们受伤的爱人。我先前已经说过，在我整个成长过程中，我对军队的事情基本没有任何了解，虽说我父亲曾在部队服役过两年，但那是在我出生以前很久的事情了。在贝拉克开始参加总统竞选之前，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那繁忙而又井然有序的军事基地，也没有见过普通军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居住的大片简陋住宅。战争对于我来说，不仅可怕，而且抽象，我无法想象战场上的情形，也根本不认识参加过战争的人。我现在明白了，以前我对战争的那种无知，其实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

当我到达医疗中心时，护士长负责接待我，并递给我一套医用手术服要我穿上，在我进入每一个房间之前，护士长都会指导并提醒我对手部进行消毒。然后，要推门进去的时候，我还会快速了解一下这位军人的简历以及他（她）当下的状况。在我到访之前，医疗中心也会事先征求每一位病人的意见，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我的探访。一些伤员会拒绝我，可能因为他们感觉状态不是很好，或者，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些政治方面的原因。无论如何，我都能够理解。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成为别人的负担。

我在每个房间探视的时间长短完全取决于军人的意愿。我们的所有对话都是私密的，没有媒体跟踪，也没有别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心情有时忧郁，有时放松。有时候，我们会从墙上挂着的一面队旗或者一张照片谈起，我们会谈到体育，谈到家乡，或者谈到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我们也会讨论他们究竟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正如他们经常告诉我的，受伤军人最不需要的就是任何人的怜悯。

有一次，我在一个病房门口看见一张红色海报，上面用黑字写着一段话，内容好像是这样子的：

所有准备走进这里的人请注意：

如果你来到这个房间，是带着悲痛的心情，或者对我所受到的创伤感到难过，那么请你离开。我所受到的创伤，源自我所热爱的这份工作，我是为了我所爱的人，是为了支持我深爱的这个国家所倡导的自由而做这份工作的。我拥有你们难以想象的坚强，我一定会彻底康复。

这就是所谓的抗逆力，这是我在美国部队上上下下看到的广义上的成就感和自豪感的真实体现。有一天，我和一位军人聊天得知，他当年接到了一次去海外部署的任务，当时他年轻又健康，于是就接受了委派，留下怀孕的妻子独自在家。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已是四肢瘫痪，胳膊和腿都不能再活动了。我们聊天的时候，他们的孩子— 一个刚出生的小生命，小脸粉嘟嘟的—就用毯子包裹着躺在他胸前。我还遇到过另外一位军人，他有一条腿截肢了，他问了我好多关于美国特工处的问题。听完后他兴奋地跟我解释说，他一度希望离开部队后能够当一名特工，但是因为这次受伤，他正在寻找新的人生目标。

在和伤员们的家属见面的时候，我会向等候在床边的伤员们的妻子或丈夫、父亲或母亲，堂（表）兄弟姐妹以及朋友们一一作自我介绍。他们大都让自己的生活暂时停摆，只为了和受伤的亲人或者朋友靠得更近一些。有时候，我只能跟他们交谈，因为他们所爱的人虽然就躺在旁边，但要么因为服用了大量的镇静剂而无法动弹，要么正在睡觉。这些家庭成员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他们的责任。他们中有一些人来自军人家庭—家里世代都是军人，还有一些人自从十几岁就做了军人的女朋友，就在军人接受新的海外任务时才刚刚成为新娘—尔后，他们的未来发生了意外的、极其复杂的转变。我已经记不清自己跟多少位母亲一起哭过了，她们是那么的伤心、那么的悲痛，但是面对她们，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双手合十，在泪水中为她们默默祈祷。

对军队生活的了解让我开始变得更为谦逊，从小到大这么多年，除了在那些病房里，我还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体会过这种刚毅和忠诚。

一天，我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一家军事医院看望伤员，突然间，医院走廊上发生了一阵规模很小的骚乱，护士们从一间病房里匆忙地进进出出，而我正准备要去那间病房。“他不愿待在床上。”我听到有人小声说。走进病房，我看见里面有一名国民警卫队的年轻军人，他身上多处受伤，而且还有严重的烧伤。他个子很高，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农村地区，我能感觉到他非常痛苦，但是他仍然扯掉床单，正在努力把脚放到地上去—他想要下床。

我们所有人都花了点时间才弄明白他到底想做什么，虽然他极度痛苦，但他仍强忍着想要站起来，向他的统帅的妻子敬礼。

2011年早些时候，有一天，我们刚吃完晚饭，萨沙和玛利亚已经跑回房间去做家庭作业了，只留下我和贝拉克两人在餐厅。那时候，贝拉克提到了奥萨马·本·拉登。

“我想，我们现在知道他在哪儿了。”贝拉克说，“我们也许可以直接进去将他活捉，但一切都不能确定。”

本·拉登是世界上的头号通缉犯，为了躲避侦查，已销声匿迹了好多年。抓住他或者杀了他已经成为贝拉克上台后的头等任务。我知道，这项任务对整个美国来说意义重大，对那些成千上万的服役军人来说意义重大，多年来正是他们不遗余力的保护，才让我们免受基地组织的袭击。而对那些在“9·11”事件中丧失了亲人的人来说，意义则更为重大。

我从贝拉克说话时冰冷的语调中得知，他们一定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虽然我并没有继续追问，也没有要求他向我详细介绍关键信息，但我感觉得到，那些不确定的因素显然给贝拉克造成了巨大压力。一直以来，我和贝拉克彼此之间都非常有共鸣，但我也知道，他现在整日里身边围绕着各个领域的专业顾问，可以接触到各种顶级的机密信息，就我个人的理解，那些机密绝大多数应该都是关于国家安全的，因此，他根本不需要我的建议。通常情况下，我都希望他和我，以及两个女儿待在一起的时候能够获得短暂的休息，尽管他现在几乎每时每刻都被工作包围。毕竟，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本就生活在办公室。

贝拉克一直都非常擅长统筹区分，当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尽力做到不分心，完全地融入我们。这是我们俩共同学到的一项本领，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变得越来越繁忙、越来越紧张，所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屏障需要不断加高，我们也学会了守护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因此，我们晚餐的时候不会谈本·拉登，不会谈利比亚的人道主义危机，也不会谈有关茶党的事情。我们有孩子，孩子需要空间交谈、成长，而只有当我们下决心将那些大的忧虑和紧急事件暂时抛于脑后时，我们才会有真正属于我们的家庭时间，以用来考虑我们这个家庭的问题。这时候，贝拉克和我会一边坐着吃晚餐，一边听两个女儿讲一些发生在塞维尔友谊学校操场上的事，或者听玛利亚讲她做的关于濒危动物的研究项目的一些细节。这时候，我们似乎觉得，孩子们的事情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对我们来说，她们就是最重要的人，她们的话当然值得我们以最认真的态度去倾听。

然而，即使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工作依然在不断堆积。经常是饭刚吃到一半儿，我从贝拉克的肩膀上向外看去，就能看见在餐厅外的走廊里，工作人员正将我们的晚间简报堆放在一个小桌上。这也是白宫惯例的一部分：每天晚上会有两个文件夹送来，一个是我的，另外一个更厚、皮面装订的则是贝拉克的。两个文件夹里都装着我们各自的办公室为我们准备的文件，按照惯例，我们应该在当天晚上读完。

到了晚上，我们把孩子哄睡后，贝拉克通常就带着他的文件夹消失了，他一般会去条约厅，而我则带着我的文件夹走进我在更衣室里的休息区。我一般每天晚上会在那里花费一到两个小时读完文件夹里的材料，有时候，我也会选择在第二天早上来完成这件事。文件夹里的文件通常都是工作人员做的记录，或者是我要演讲的内容草稿，或者是一些必须要做的决定，总之，都与我所发起的活动相关。

在我发布“让我们行动起来”的运动一年后，我们终于看到了成果。我们和不同的基金会、食品供应商结盟，在学校餐厅开设了六千个沙拉吧，聘请当地厨师帮助学校提供膳食，这些食物不仅健康而且美味。当时美国最大的食品零售商沃尔玛也加入了我们的运动，承诺要和我们一起努力，减少它所提供的食品中的糖分、盐分和脂肪含量，同时降低农产品价格。我们也争取到了全国五百个城镇的市长、镇长的支持，他们都承诺要在当地想方设法应对儿童肥胖问题。

更重要的是，整个2010年，我都在努力帮助贝拉克的政府推动一项新的儿童营养法案，以期通过国会审议，从而确保孩子们在公立学校能够享受健康、高质量的食品，同时提高联邦资助餐的补偿比例，这一做法是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通常情况下，我不愿意涉足白宫西翼的政治，更不愿参与政策制定，但是，这次情况不同，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场大决战，因此，我破例将自己投入进去。我花了数小时专门给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打电话，试图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我们的孩子值得享用更好的食品。我跟贝拉克、他的顾问，以及任何感兴趣、愿意听我说的人无休止地谈论这一问题。新法案规定，在每天供应的大约四千三百万份学校午餐中，应该增加更多的新鲜水果和蔬菜、全谷物，以及低脂乳品。法案限制通过学校的自动售货机向孩子们售卖垃圾食品，同时，同意资助学校建造菜园并使用当地自然生长的产品。对我来说，这一法案如果能通过将是一桩好事— 一个能够帮助解决儿童肥胖问题的非常有效而且接地气的方法。

贝拉克与他的政策顾问也在努力推动这一法案的通过。即使在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的情况下，贝拉克也将该法案作为一个优先项目不断与立法者商议，因为他知道，他对立法进行改革的能力将会有所减弱。12月初，在新国会还没产生之前，法案终于扫清了最后的障碍。十一天之后，贝拉克正式签署了该法案，使其成为一项必须执行的法律。当时，我满怀骄傲地站在贝拉克身旁，身边围满了当地一所小学的孩子们。

“如果我不能让这一法案顺利通过，”贝拉克和记者们开玩笑说，“那我就只能睡沙发了。”

至于我们的白宫菜园，我一直在努力，希望它不单单是一个菜园，而能成为一个宣传平台，为儿童成长与健康发声。最终，我看到了成果，2010年，贝拉克在国会顺利通过了《平价医疗法案》 [1] ，保证每一个美国人都能获得健康保险，而我的工作正是对这项法案的补充。后来，我又开始推动一项新的运动，我将其命名为“联合力量”。那是我和吉尔·拜登合作的一次活动。吉尔·拜登的儿子博·拜登刚从伊拉克战场平安归来。我们的工作，也算是对贝拉克这个军队最高统帅工作的支持。

我知道，对于那些服役军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来说，我们亏欠他们的太多太多，远不是一句“谢谢你们”之类的口号所能弥补的。于是，我和吉尔·拜登，还有很多同事一起努力，想方设法寻求一些具体的方法来帮助这些军人家庭以及整个军队社区，同时也希望能提高他们在公众中的知名度。这年早些时候，贝拉克也开始在整个政府范围内进行全方位的审计，要求各个机构寻求新的方法来帮助军人家庭。同时，我还将全美国最有实力的公司高管们纳入了争取范围，说服他们为国家做贡献，并让他们承诺雇用一大批退役军人以及他们的配偶，以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吉尔也通过努力，得到了许多高等院校的支持，他们承诺要为学校的老师和教授们提供更多的专业培训，让他们更了解出身军人家庭的孩子们的需求。此外，我们还想解决退役回乡军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为此，我们制订了计划去游说好莱坞的编剧和制片人，并说服他们将一些军事题材的故事写入电影和电视节目中。

我所做的事情虽难，但总有办法解决；而对于我的丈夫来说，尽管他经常深夜还在伏案办公，但仍然有很多问题没有答案。自从我们相识以来，贝拉克一直都喜欢夜间工作，因为那个时候他的思维才能够快速运转，且不被打扰。贝拉克经常能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找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或者捕捉到新的灵感，在他不断积累的思维地图上添加新的数据点。每天晚上，当贝拉克在条约厅工作的时候，经常会有工作人员送来更多的文件夹，里面当然都是需要他过目的材料，那些材料是楼下还在忙碌的工作人员（他们通常也会工作到很晚）刚刚整理出来的。如果贝拉克感觉饿了，会有一名贴身的工作人员端给他一小盘无花果或者其他坚果。谢天谢地，贝拉克已经不吸烟了，但他嘴里经常咀嚼着一片尼古丁口香糖。绝大多数夜晚，贝拉克都要工作到深夜一点或两点，读纪要、修改演讲稿、回复邮件，通常，他还会打开电视机，并调至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频道，任节目不停地播放。工作中间，他也会休息一会儿，过来亲吻我和两个女儿，跟我们说晚安。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习惯了这一切—贝拉克对无休止的政府管理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和奉献。多年来，贝拉克不只属于我和两个女儿，同时还属于他的选民，而现在，这一人数已经超过三亿，贝拉克是我们共同的贝拉克。有时候，看着贝拉克深夜还独自一人在条约厅办公，我不禁会想，不知道选民们是否会意识到，他们是多么的幸运。

通常情况下，贝拉克每天的最后一项工作是阅读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写给他的信，他通常都是在午夜后去完成这项工作。自从开始他的总统任期以来，贝拉克每天都会收到大约一万五千多封来自选民的信件和电子邮件，于是，他要求他的通信员每天挑选出十封放进文件夹里，同其他材料一起送给他阅读。他会非常认真地阅读每一封信，并在页边空白处备注上他的回馈信息，以便于工作人员能够按照他的意思回复信件，或者就此提醒内阁秘书要特别关注。给他写信的人有士兵，有犯人，有正在想尽办法支付高昂医疗费用的癌症病人，有将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无法赎回而无家可归的人，有希望能够合法结婚的同性恋者，也有一些共和党人—他们认为贝拉克正在毁掉这个国家，还有母亲、祖父、年幼的孩子，以及一些赞赏他所作所为的人，还有一些认为他只是个傻子的人。

不论写信人是谁，他都会阅读，在他看来，他既然已经宣誓成为美国总统，那么这就是他的职责。他的工作艰难而又孤独—我经常觉得，总统的工作是世界上最艰难、最孤独的工作。但是，贝拉克知道，他是总统，他有义务接受一切挑战，而不能选择拒绝。当我们大家都入睡时，他才拿掉屏障，独自面对一切。

萨沙那时已经十岁了，每星期一和星期三晚上，她都要去美利坚大学健身中心参加游泳队的训练，那里距离白宫有几千米远。有时候，我也会过去，我尽量不动声色地偷偷溜进游泳池旁边的小屋子里，那儿专门为父母准备了观看座椅，可以透过一扇窗户观看孩子们训练。

要在孩子们训练的高峰期应对一个繁忙的健身场所中的局面，这对负责我的安保工作的特工们来说是个挑战，但他们处理得相当好。而对我来说，在穿过公共区域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快步行走和低头遮挡视线的技巧，这样做会省事很多，也能大大提高效率。我能从正在忙着进行体能训练的大学生以及正在上尊巴课的学生中快速穿过，有时候甚至完全不会被注意到。但有些时候，即使不抬头看，我也能感受到自己的出现引起的骚乱，当大家低声议论时，我就意识到我被认出来了。有时候，还会有人大喊一声：“嗨，那不是米歇尔·奥巴马吗？”但是，这种骚乱最多也就持续一小会儿，随即就会平复，因为我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刚一出现，可能大家还没完全看清楚，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萨沙去训练的某天晚上，游泳池旁边的座位基本都空着，只有几位家长在那里，他们要么在聊家常，要么低头看手里的苹果手机，等着孩子们训练完毕。于是，我找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座位坐了下来，专注地看着孩子们游泳。

一直以来，我都非常乐于看到两个女儿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样子，我指的是她们离开白宫，离开父母，在她们自己的圈子里所表现出来的样子。萨沙可真是一名游泳健将，她对蛙泳非常感兴趣，同时还下决心要掌握蝶泳。她头戴一顶海军蓝泳帽，穿着一套连体泳衣，非常认真地一圈又一圈地进行练习，每隔一会儿就会停下来听听教练的指导。在规定的休息时间里，她也能和队员们一起愉快地聊天。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能比此时此刻更让我感到满足和幸福的了。此时，我只是一名旁观者，在不被周围人注意的情况下，安静地坐下来见证一个女孩—我们的女儿—创造奇迹的全过程，见证她成长并逐渐独立、完整的过程。曾经，我们将两个女儿扔进了完全陌生而又紧张的白宫生活中，完全不知道这一切将会对她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不知道她们会从这种经历中得到什么。我也一再努力，希望两个孩子在与这广阔世界接触的过程中能够尽可能保持乐观积极，我意识到，我和贝拉克有着向她们近距离展示历史的独一无二的机会。当贝拉克需要到国外出访，又正好赶上两个女儿暑假或者寒假的时候，我们就会一家人集体出行，我们知道，这对她们来说是很好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她们可以借此多了解、多学习。2009年暑期的时候，我们带着她们一起出访，期间参观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以及罗马城内的梵蒂冈。在七天的时间里，她们有幸见到了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游览了罗马万神殿、斗兽场，穿行了加纳的不归门 [2] —这里曾是无数被贩卖为奴的非洲人离开故乡、穿越大西洋前的最后一站。

当然，要完全消化整个旅途的所见所闻对两个孩子来说还很难，但是我知道，孩子们看事物有她们自己的角度，她们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尽可能地消化与吸收。我们结束那趟暑期旅行回国之后，萨沙就开始上三年级了。那年秋天，我去参加塞维尔友谊学校举办的家长晚会，我在萨沙的教室里转了一圈，刚好看到了她写的一篇小短文，和其他同学的短文一起悬挂在教室的一面墙上。萨沙的短文题目为《我暑期里做了什么》。“我去了罗马，见到了教皇。”萨沙写道，“他好像丢失了一部分大拇指。”

我无法在此告诉大家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大拇指到底长什么样子，究竟是不是有一部分不见了，但是萨沙全程参与了那趟罗马、莫斯科、阿克拉之旅。她是一个善于观察、实事求是的八岁孩子，这一信息是她带回来的。当时，她对历史的了解还不是很多。

我们本想尽力在两个孩子的成长与贝拉克工作中令人忧虑的一面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但我知道即使如此，萨沙和玛利亚仍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她们的生活与各种国际大事交织在一起，在我们的屋檐下，随时都可能产生新闻，她们的父亲也经常会因为一些紧急情况而被电话叫走，而且不管怎样做他总是会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和公开辱骂。我想，很少有孩子的生活会是这样子吧！对我来说，这种生活就犹如狮子和猎豹在朝着你慢慢靠近一般。

2011年冬天，当贝拉克为谋求2012年连任而做准备的时候，我们听说真人秀节目主持人、纽约房地产开发商唐纳德·特朗普宣称要争取2012年总统选举共和党的提名。然而，当时看来他还只是宣称而已。不过，紧接着他开始在有线电视新闻中抱怨式地、很不专业地批评贝拉克的外交政策，并公开质疑贝拉克的美国公民身份。其实，早在2008年贝拉克首次参加竞选的时候，这些质疑贝拉克出生地的人就曾想尽各种办法、使出各种手段来佐证他们的阴谋论。他们声称贝拉克在夏威夷的出生证明只是一个骗局，说贝拉克事实上出生于肯尼亚。现在，特朗普也开始新瓶装旧酒，四处积极活动，试图重新挑起这一争论。他在电视上发表一些越来越离奇的言论，坚持称1961年火奴鲁鲁的报纸上关于贝拉克出生的消息具有欺骗性，并称贝拉克所谓的幼儿园同学中并没有人记得贝拉克这个人。而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媒体，尤其是那些保守派新闻媒体，为了追逐点击率及高流量排名，也在不断为特朗普那毫无根据的胡乱猜测煽风点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