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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即将就任的美国第一夫人来说，并没有任何现成的指南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严格来讲，第一夫人并不是一份职业，也不是正式的政府官员头衔。第一夫人不领取工资，也没有任何明文规定的义务需要履行，只能说她是总统身边一位比较特殊的搭档。在我接任第一夫人之前，美国历史上已经有过四十三位第一夫人了，她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关于之前的四十三位第一夫人以及她们的人生履历，我了解得并不多。据我所知，杰奎琳·肯尼迪曾致力于重新修缮白宫，罗莎琳·卡特曾经参加过内阁会议，南希·里根一度因为收取了知名设计师设计的礼服而招致非议，希拉里·克林顿因为在其丈夫担任总统期间参政而被嘲讽。几年前，在一次专门为参议员配偶举办的午餐会上，我遇到了劳拉·布什，让我感到既吃惊又佩服的是，她前前后后与大约一百多人合影留念，竟然能够全程保持微笑，镇静沉着，毫不松懈，不需要片刻的休息。在新闻报道中经常能够看到第一夫人的身影：她们大多数时候都在陪同国外政要的夫人用茶；每逢节假日，她们都会向民众致以正式的节日问候；有时候，她们还要身着漂亮的礼服出席国宴。据我所知，她们通常还会选择一两项自己热爱的事业，并给予支持。

我也清楚，当公众在评价我时，会使用不同的标尺。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住进白宫的非洲裔第一夫人，我被默认为是“另类的”。假定我之前的历任白人第一夫人的恩泽和权利被默认为是与生俱来的，那么，对我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经历了总统选举一路上的各种磕磕绊绊之后，我清楚地知道，现在的我必须要比过去更加坚强，要行动更快、做得更好。我的恩泽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我去打拼才能获得的，但同时我也担心，很多美国人不能与我感同身受，或者说他们不能理解我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对我来说，趁着还没有被人评头论足的时候先慢慢适应角色那太奢侈了。我清楚地知道，一旦人们开始对我评头论足，我还是会像过去一样脆弱，尤其是面对公众潜意识里一直存在的那些毫无依据的恐惧和种族偏见时，而这些恐惧和偏见有可能会被谣言和讽刺煽动起来。

成为第一夫人让我感到既激动又惶恐。但是有一点，那就是我从未觉得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份光鲜体面又毫不费力的工作，一秒钟也没有。我想，任何人只要被贴上“第一”“有色人种”这样的标签，应该都不会这么认为吧。现在，我已来到山脚下，深知只有不断努力向上攀登，才能获得尊重和喜爱。

成为第一夫人也唤醒了潜藏在我内心深处的应答系统。具体来说，这套应答系统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我的高中时代。当时，刚刚进入惠特尼·扬高中学习的我，突然间发现自己被种种质疑声紧紧包围。从那时开始，我逐渐意识到，“自信”有时候需要从内心深处唤起。在此后多次攀登高峰的过程中，我都对自己重复着这句话。

我足够优秀吗？是的，我很优秀。

从贝拉克当选美国总统到他正式宣誓就职，这期间一共有七十六天的过渡时间。在我看来，这段时间极为关键，我必须明确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第一夫人，并开始为这样的形象定下基调。早年，我曾涉足法律行业，后来成功转型，开始从事更有意义的社区服务工作。我非常清楚，如果我积极投入工作并努力取得了可以量化的结果，那么我就会感觉很幸福。参加竞选时，我曾对服役军人的配偶们许下承诺，要对外分享他（她）们的故事，并寻找途径帮助他（她）们。因此，我要努力兑现自己的承诺。此后，我又有了开垦菜园以种植果蔬，在全美推行健康学生餐以改善儿童健康状况、促进其健康成长的想法。

作为第一夫人，我不允许自己随意地、毫无准备地应对任何事务。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在我到达白宫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详细的、经过慎重考虑的履职方案，以及一个绝对支持我的强有力的团队。在参加竞选的过程中，我亲眼见证了种种丑陋行径，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将我描述为一个“愤怒”“不得体”的女人，从而贬低我的形象。若要问我从中得到了什么教训，那就是：公共舆论无孔不入。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而且不能及时定义自己的话，很快就会被别人定义，而这种定义一定不是客观的。我当然不希望自己陷入被动，等待贝拉克的团队来给我指导。在经历了竞选的严酷考验之后，我告诉自己：我决不允许自己再搞砸一次。

我的思维不停地在跟那些我该做的事情赛跑。至今，还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提前为第一夫人这一角色转变做准备，而且，提前做任何事情都会被认为是冒失之举。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习惯于事事提前计划的人来说，让我像一位旁观者那样不采取行动又谈何容易。既然如此，我们就开始超速运转。这样一来，我的当务之急就是找到萨沙和玛利亚，告诉她们我们的打算，并以最快的速度将她们安置妥当—在华盛顿帮她们找一所新的学校，一个能让她们觉得开心、自在的地方。

贝拉克当选后的第六天，我飞到华盛顿，去提前预约好的几所学校与校方面谈。要是在平常，我为孩子们选择学校的时候只会关注各个学校的教学水平和校园文化，但是那时，我们一家人已经远远不在“平常”这一范围之内了。我们面前出现了各种从未遇到过的、繁杂的因素需要考虑、讨论—特工处安全保卫制度、突发状况紧急撤离计划，以及保护孩子个人隐私的种种方案，因为全美国的人都在关注着她们俩。我们所面临的可变因素陡然增加，并且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我们的生活，即使是再小的决定，也要提前与很多人商议后才能做出。

幸运的是，在我角色转变的过程中，我的竞选团队中最关键的几个人—梅丽莎、凯蒂、克里斯汀一直和我在一起，与我并肩作战。我们立刻行动，首先搞定了我们全家搬迁的物流安排，同时着手为我将来在白宫东翼的办公室招募职员，比如日程安排专员、政策顾问、对外联络专员，也为总统官邸—我们一家将来在白宫的住所—面试合适的员工。我们招募的第一批雇员中有一位名叫乔斯林·弗莱伊，她是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时结识的老朋友。此人洞察力极强，善于分析。她表示愿意加入，做我的政策顾问主任，对于我计划要发起的各项活动，她都会帮我最后把关。

与此同时，贝拉克也火力全开，一边忙着为他将来的内阁补充成员，一边马不停蹄地举行各类专家磋商会议，讨论如何提振美国经济。当时，全美失业人数超过一千万人，汽车市场陷入低迷，销量一落千丈。每开完一次会议，贝拉克都眉头深锁，牙关紧咬。我从他的表情中感觉到，当时美国经济的真实状况一定比绝大多数美国人想象的还要差。这时候，贝拉克已经开始每天接收书面情报简报，有点猝不及防地参与到了整个国家的重大机密中—隐秘的潜在威胁、暗中进行的结盟，以及公众丝毫不曾察觉的秘密行动。

也是从那时起，美国特工处开始为我们全家提供安全保卫服务，直到贝拉克卸任。特工处还专门为我们挑选了官方代号，贝拉克的代号为“叛徒”，我的代号是“复兴”，两个女儿萨沙和玛利亚则可以从一张预先审核过的头韵体单词清单中选择她们自己的代号。玛利亚选择了“光辉”，萨沙选择了“玫瑰花蕾”。我母亲后来也有了她自己的非正式代号，叫作“雨舞”。

特工处人员直接与我对话时，他们基本上都会叫我“夫人”，比如:“这边请，夫人。请后退，夫人。”又比如：“夫人，您的专车马上就到。”

谁是“夫人”？起初我总想这样问一问。在我印象中，“夫人”就应该是一位较年长的妇女，随身携带一款漂亮的小提包，穿着朴实而舒适的鞋子，姿态优雅，她此时此刻或许就坐在附近某处。

但事实是，我就是“夫人”，“夫人”就是我。这一称呼的转变只是我角色的转变、我们一家人面临的巨大转变的一部分。

在我去华盛顿与校方见面那天，我就在思考所有这些事情。在与其中一所学校的负责人会面结束后，我回到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去和贝拉克碰面，他刚刚乘坐专机从芝加哥飞到华盛顿。由于贝拉克已经当选为下一任总统，因此按照惯例，我们收到了时任总统布什及第一夫人的邀请，要去白宫拜访。于是，我们特意将此次拜访安排在我去华盛顿为孩子选择学校期间。我在私人航站楼里，等着贝拉克的飞机降落，站在我身边的是科尼利厄斯·索斯豪尔，他是具体负责我安全工作的特工首领。

科尼利厄斯看上去双肩宽阔结实，他大学时期是一名橄榄球运动员，此前也曾是布什总统安保队伍中的一员。就像我的其他事务的负责人一样，科尼利厄斯头脑灵活、训练有素，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超前反应，简直就是一个人体传感器。当时，我们两个人看着贝拉克的飞机降落，然后在地面上滑行，最后，飞机在距离我们大约20码的停机坪上停了下来。当时，我还没来得及反应，科尼利厄斯就已经掌握了所有情况。

“夫人，从此，您将与过去的生活永远告别了。”他对我说。与此同时，他的耳机里还在接收新的信息。

当我有点疑惑地看向他时，他又说：“请您稍等。”

然后，他伸手指向右方。我转身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就在他所指的位置，拐角处有一群很大规模的东西朝着我们移动过来，那是一列车队，包括由警车和摩托车组成的方阵，以及好多辆黑色越野车、两辆豪华装甲轿车，车篷上都插着美国国旗，还有一辆防震减灾卡车，一个配备了机关枪的反突击小组，一辆救护车，一辆装备齐全、用来检测任何可能出现的袭击炮弹的信号车，几辆客车，另有一队专门的警察护卫。这就是美国总统车队！整个队伍至少有二十辆车那么长，一辆车紧跟着一辆车，整齐有序地前行。直到最后，车队停止前行，那两辆豪华装甲轿车径直停在了贝拉克的飞机前。

我转身面对着科尼利厄斯。“没有一辆小丑车吗？”我问他，“你确定，从此以后，他都要这么出行吗？”

科尼利厄斯笑了。“是的，在他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每一天都将如此。”他回答说。

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成千上万磅的金属，一个突击队，所有一切都具备防弹性能。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是我不知道的，因为针对贝拉克的安全防卫工作远不止这些，还有许多是不可见的。我所不知道的还包括：在此后的时间里，在贝拉克的活动场所附近，一直会备有一架专用直升机，随时准备带他撤离；在贝拉克出行路线周边的屋顶上，一定会有神枪手埋伏；贝拉克身边会有一位随行的专人医生，为可能出现的医疗问题做准备；在贝拉克乘坐的总统专车上，会储存着与他血型一致的血液，以防他万一需要输血。几周之后，就在贝拉克正式就职美国总统之前，总统专用豪华轿车进行了全面升级，被恰当地命名为“野兽”。虽然“野兽”表面看来是一辆豪华轿车，但它实际上是一辆重达7吨的坦克。车上配有催泪弹、防爆轮胎、密闭通风设备，以应对任何可能遭遇的生物袭击或化学袭击。

那时看来，我真是嫁给了这个地球上安全保卫级别最强的人之一，这让我既感到安慰又觉得痛苦。

我看向科尼利厄斯，他伸手指向轿车的方向。

“现在您可以过去了，夫人。”他说。

几年前，我去过一次白宫。那次我们一家去华盛顿，刚好想游览一下白宫，于是我通过贝拉克在参议院的办公室，为我和玛利亚、萨沙报了名，当时我们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去白宫参观游览一般都是自助的，但我们那次参观由一名白宫接待员带领，他带着我们穿过白宫宽大的走廊，参观了各类向公众开放的房间。

我们是从白宫东翼最大的东厅开始参观的。历史上，东厅主要用于举办各类盛大舞会以及大型招待会。我们首先观赏了天花板上悬吊的巨型雕花水晶吊灯，然后仔细观看了悬挂在一面墙上的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大幅镀金画像。画像上，华盛顿总统脸颊绯红、面容严肃。我们从这位接待员的讲解中得知，在18世纪末期，白宫还未建成的时候，时任第一夫人阿比盖尔·亚当斯曾利用这里巨大的空间晒衣服。几十年之后，在南北战争期间，北军曾临时驻扎在这里。此外，东厅还曾举办过多位美国“第一女儿”的婚礼，两位遇刺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和约翰·肯尼迪的灵柩也曾放置在这里。

那时，我在大脑中将美国历任总统快速回顾了一遍，同时努力回忆曾经学过的历史知识，试图勾画出他们同家人当时在白宫走廊里穿行的情景。当时只有八岁的玛利亚被白宫的面积深深震撼，而五岁的萨沙则一直尽力控制自己不要去触碰那些不能随意触碰的东西，而且她成功做到了。我们从东厅来到绿厅，绿厅因其墙壁是用精致的绿色丝绸装饰的而得名。接待员为我们讲解了关于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的故事，以及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的有关历史。紧接着，我们到了蓝厅，这里布置的都是法式家具，接待员为我们讲解了美国第二十二任和第二十四任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在这里举办婚礼的故事。后来，当接待员问我们是否还要去参观红厅的时候，萨沙抬头看向我，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幼儿园小孩似的脱口而出：“哦，不要，不要再参观下一个房间了！”她的声音可真不小。我赶紧对她说了声“嘘”，同时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试图告诉她：“不要让我这么难堪！”

但是说实话，谁又能指责她做得不对呢？白宫确实太大了，地上地下一共六层，有一百三十二个房间、三十五个卫生间、二十八个壁炉。所有地方都有其各自的历史，单单一次参观根本不可能了解全部。坦白说，我根本无法想象能有人在这里过着真真切切的生活。一方面，在下面一层，政府雇员每天因为公务进进出出；另一方面，在上面的楼层，布什总统和他的第一夫人，以及两只苏格兰梗在那里生活。当时，我们只是站在白宫的一角参观，感觉这里犹如时间凝固的博物馆，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个国家发展的脉络，听到的也是美国的历史和各个珍藏品的象征意义。

两年后，我再一次来到白宫。这一次，我从另外一扇门进入，并且是和贝拉克一起。我们即将要把这里当成未来的家。

布什总统和第一夫人在紧邻南草坪的外交接待大厅接待了我们。第一夫人对我们非常热情，紧紧地与我握手，并对我说：“请直接叫我劳拉。”她的丈夫布什总统也同样充满热情，举手投足间洋溢着一种慷慨大方的得克萨斯精神，这种精神似乎掩盖了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带来的所有不快。在贝拉克竞选总统的整个过程中，他曾频繁地甚至很具体地批评过布什总统的施政能力，并曾承诺选民，他将会尽自己所能，纠正他认为错误的施政方针。同样，布什作为一名共和党总统，他所支持的候选人当然是约翰·麦凯恩。即便如此，他也公开做出承诺，要让此届候任总统完成历史上最顺利的过渡。为此，他要求所有行政部门尽快完成无缝交接，以方便新政府施政。而第一夫人劳拉这边，也要求职员将通讯录、日程表以及公函范本收集起来交接，好让我在正式成为第一夫人之后，履行社会职责时能够尽快进入角色。其实，在残酷的竞选背后，并不缺乏善意，这种善意正是源自大家对这个国家真诚无比的热爱，这也是值得我永远感激和敬仰的。

虽然布什总统没有明说，但我发誓，我当时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丝如释重负的痕迹，因为他知道，这犹如赛跑一般的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他很快就可以回到得克萨斯州的家中，现在是时候迎来下一任总统了。

当布什总统和贝拉克离开接待厅前往总统办公室商谈公务的时候，劳拉带着我来到白宫第一家庭专用的私人木质电梯里，开电梯的是一位非洲裔美国人，他身着燕尾服，非常有绅士风度。

我们乘坐电梯上了两层，来到第一家庭的住所，其间劳拉问了问我关于萨沙和玛利亚的情况。劳拉当时已经六十二岁了，她在白宫生活期间，两个双胞胎女儿已经长大到二十多岁。劳拉曾是一名专职教师和图书管理员，因此，在成为第一夫人后，她曾利用这一平台大力推动美国教育发展，拥护、支持教师群体。她认真地看着我，蓝色的眼睛闪烁着温暖柔和的光芒。

“你感觉怎么样？”她问我。

“有点儿喘不过气来。”我实话实说。

她笑了，露出一种怜悯的神情说：“我能理解，相信我，我和你一样。”

当时，我还没能完全理解她这番话的含义，后来，我常常回想起这次谈话。实际上，我和贝拉克加入了一个非常特别而又狭小的生活圈子，这个圈子的现有成员是：克林顿夫妇、卡特夫妇、小布什夫妇、老布什夫妇、南希·里根以及贝蒂·福特。在这偌大的地球上，也只有这么几个人能够真正明白贝拉克和我当时的处境，只有他们亲身体会过白宫生活特有的乐趣与艰辛。虽然我们彼此不同，但这一纽带会永远将我们联结在一起。

劳拉带着我参观了整个住所，一间屋子挨一间屋子地参观。白宫内的私人空间位于主建筑的最上面两层，一共占地20000平方英尺。主建筑就是常出现在照片中有着标志性的白色柱子的那一栋楼。我参观了第一家庭日常用餐的餐厅，还专门探头进去看了看，厨房收拾得非常整洁，一名厨师正在准备晚餐。我还参观了顶层的客房，心想：如果我们能成功说服我母亲搬来白宫和我们一起生活，或许她就可以住在这里（顶层还有一个小健身房，据说，在贝拉克和布什总统初次参观这里的时候，这个小健身房是他俩都最感兴趣的地方）。而我最感兴趣的是走廊边挨着总统卧房的那两间卧室，我仔细察看了一番，心想莎萨和玛利亚将来住在这里最合适不过了。

搬进白宫之后，两个女儿会不会觉得舒服自在、是不是有家的感觉，这一点我非常在意。如果抛开白宫的豪华以及优越的环境—我是说搬进一栋带有厨师、保龄球场和游泳池的大房子那种童话故事般的不现实感—我和贝拉克此时此刻的所作所为应该没有哪个父母真的想要去做：在一学年的中期突然让孩子们离开她们钟爱的学校，离开她们的朋友，然后将她们强行塞进一处陌生的住所、一所陌生的学校，而且这一切都来得有点突然。虽然我也听说之前的第一夫人以及孩子们都能很快适应白宫的新生活，我也因此感到些许安慰，但我还是满脑子充斥着这些想法。

接着，劳拉带我来到一间明亮的、装饰得很漂亮的房间，这个房间通向总统卧房，历来被用作第一夫人的更衣室。劳拉指向窗外，我顺着她的手望去，可以看见白宫的玫瑰花园以及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劳拉告诉我，从这里向外看能让她觉得舒服一些，有时候她也能从这里看到自己的丈夫在做什么。劳拉说，八年前，自己第一次来参观白宫时，时任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向她展示了这道风景；而十六年前，她的婆婆芭芭拉·布什向希拉里·克林顿展示了这道风景。我向窗外望去，劳拉的话提醒了我，我已是这个不大的连续体中的一员。

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我更加真切地体会到自己与这几位曾经的第一夫人之间的联系有多紧密。希拉里在电话中非常慷慨地与我分享了她当初为“第一女儿”切尔西择校的经历；我还专门与罗莎琳·卡特会面，与南希·里根通电话，她们二人都非常热情地向我提供了帮助。在那次正式访问白宫之后，没过几周，劳拉·布什又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再次去白宫做客，她希望我能够挑一个她的女儿杰娜和芭芭拉刚好在白宫的时间，带上萨沙、玛利亚一同前去，这样她的双胞胎女儿就能向萨沙和玛利亚介绍白宫里所有“好玩有趣”的地方，从如何享受白宫电影院的豪华座椅到如何在顶层的倾斜走廊里玩滑梯。

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振奋。当时，我已经开始期待贝拉克卸任的那一天到来，到时候，我一定会将自己所学到的所有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任第一夫人。

我们和往常一样在夏威夷度过圣诞节后，就搬家去了华盛顿，这样，萨沙和玛利亚就能够在圣诞假期结束后与她们的新同学正式见面，然后开始新的学习生活。那时，距离贝拉克正式就任总统还有三周时间，也就是说，我们要安排一段临时过渡期。于是，我们在华盛顿市中心的海亚当斯酒店顶层租了几间房子。从我们的房间能够俯瞰拉法叶广场和白宫的北草坪，还能看见为总统就职典礼以及随后的庆祝大游行专门搭建的临时性金属露天看台。酒店对面的一幢楼上，悬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玛利亚和萨沙”。看到这一景象时，我惊得差点说不出话来。

经过大量的前期调研、两次会面，以及数次沟通之后，我们为萨沙和玛利亚选择了塞维尔友谊学校，这是一所私立贵格会 [1] 学校，口碑极好。萨沙将在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低年级校区就读二年级，玛利亚将在位于白宫北部几英里处的主校区就读五年级，主校区所在的街区十分安静。两个孩子日常通勤都需要专门的车队接送，由特工处几名全副武装的特工全程保护，其间还专门安排特工在她们的教室外站岗执勤，陪伴她们度过每一段课间休息时间、每一次小聚会以及每一节体育课。

现在，我们一家犹如生活在气泡中一般，与日常的世俗生活隔绝了，至少是部分隔绝了。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最后一次跑腿办事是什么时候，也不记得最后一次单纯为游玩而去公园是多久以前了。我所有的行动首先必须经过讨论，既有安全方面的考虑，也有一些日程安排方面的考虑。其实，在贝拉克开始参选后，有关他的负面信息就随着竞选的进行逐渐增多，从那时开始，我们生活周围的气泡就逐渐形成了，因为那时候，在我们与普通公众之间设下边界开始变得越来越必要，甚至有时候，我们还需要在自己与朋友之间、与我们的家人之间设下边界。这种犹如在气泡中的生活是很古怪的，而且我也非常不喜欢这种感觉，但是，我能理解，因为这或许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出行必定会有警察保驾护航；我们所乘坐的车辆可以不受交通信号灯的限制随意通行；进出某幢建筑物时，如果我们可以从便门或者临巷的运送货物通道快速通过，我们就很少去走前门。在特工处看来，我们在公众面前露面的机会越少越好。

我一直希望萨沙和玛利亚的生活能够有所不同，我希望她们既要安全，又不至于处处受限；我希望她们能够触及的范围比我和贝拉克要更宽更广；我希望她们能够交到自己的朋友，真正的朋友—这些朋友喜欢她们绝不是因为她们是贝拉克·奥巴马的女儿；我希望她们能够刻苦学习、勇于探险，可以犯错误，但能在改正错误的过程中不断成长；我希望学校对她们来说能够成为庇护所，能让她们活出自我。塞维尔友谊学校对我们来说是一所很有吸引力的学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他的女儿切尔西就在这里上学。因此，这所学校的工作人员熟知应该如何保护一些备受瞩目的学生以及她们的个人隐私，并且学校已经制定出了各类安全保障措施，这对玛利亚和萨沙来说恰好适用。也就是说，萨沙和玛利亚的到来并不会给学校的资源带来太大的压力。最重要的是，我喜欢这所学校的氛围。贵格会一向主张共同体意识，所有人一律平等，不优待任何人也不要求任何人优待自己。对我来说，这种理念刚好能够适时地抵消一下现在整日围绕在她们父亲身边的各种小题大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