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高耸的假胸（1/2）

接下来二十年我要做什么？我都死了吧，亲爱的！你在想啥呢？

——弗雷迪·莫库里，1984年接受《流行音乐周刊》采访

时间倒回到1966年，艾尔沃思和伊林大大小小酒吧里的点唱机中，回响着西蒙和加芬克尔的《59街大桥之歌（感觉超棒）》（59th street brid ng [feel&039; groovy]）的歌声。当时十九岁的学生弗雷德·保萨拉根本不会想到，将来有一天，他会住在一间能够俯瞰歌里唱到的大桥的公寓里。1983年初，弗雷迪·莫库里在纽约东5街425号的“君豪”楼买了一套位于四十三层的公寓，从阳台上就可以俯瞰59街大桥。

纽约和慕尼黑一样，如今也成了莫库里的游乐场。住在曼哈顿期间，他会在四位男性朋友的陪同下在俱乐部和酒吧间摆渡，这四个人被他称为“我的纽约女儿们”。和比尔·里德分手后，莫库里很快投入到另一段暴风雨般的感情中，这次的对象在慕尼黑，是一位叫维尼·基什伯格的餐馆老板。

1983年伊始，皇后乐队已经享受了几个月什么工作都不用做的奢侈。不久后，除了约翰·迪肯之外的乐队成员都开始着手做个人项目。慕尼黑这里，乔治·莫德找到莫库里，请求他为1926年的科幻电影《大都市》的重制版做配乐，莫德已经拿到了版权。莫库里同意了，两人合作创作了一首歌曲《爱伤人》（love kills），后来变成基本所有乐队成员都参与了演奏。3月，罗杰·泰勒回到高山录音室，继《太空游乐》后，他开始制作第二张个人专辑。一个月后，布莱恩·梅入驻洛杉矶的录音工厂录音室 [1] ，做自己的专辑。此时迪肯在忙其他的事情：他的妻子怀上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约书亚。四人皆向外界统一口径，坚持说皇后乐队没有解散，只是暂时休息。莫库里开玩笑说：“快四十岁了再组新乐队也太傻了吧。”

除了可以自由创作个人专辑之外，作为皇后乐队的成员还有其他好处。198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乐队的形象担当，罗杰·泰勒还有一个非官方的工作。他参加了英国的电视节目《流行大擂台》（pop iz ），带着一支答题小队打败了由大卫·吉尔莫带领的另一支小队。出于对赛车的热爱，他发展出了新的爱好：赛汽艇。不过，他去摩纳哥观看国际汽车大奖赛的时候发生了一些状况。泰勒带着自己的鼓技师“水晶”泰勒，与现状乐队 [2] 的吉他手里克·帕菲特一起，参加一部纪录片的拍摄，讲的是一级方程式赛车手德里克·沃里克和布鲁诺·西亚科梅利，好处是报销全程奢华旅行。

制片人想在拍摄大奖赛的镜头里出现几个摇滚明星；作为回报，片方承诺明星们可以坐利尔喷气式私人飞机到尼斯，一路享用香槟和鱼子酱，然后再乘直升机去摩纳哥。结果这些待遇没有兑现，他们从伦敦比金山机场起飞，经过连续飞行，又在法国境内长途驾车了一段，最后喝醉的泰勒和帕菲特被误抓进了局子又很快放了出来。

这一边，较为清醒的布莱恩·梅则和苏格兰重金属摇滚乐队爱抚乐队 [3] 共事了一段时间，这支乐队是波利多唱片公司培养的下一个威豹乐队 [4] 。梅和马克为这支乐队打造了首张专辑《放轻松》（lett&039; loose ）。专辑销量欠佳，但是这支乐队和威豹乐队一样，是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在七十年代听着皇后乐队的歌长大。进入八十年代后，越来越多的新乐队涌现，他们点名皇后乐队，尤其是布莱恩·梅是自己的启蒙者。

1982年底，皇后乐队与伊莱克特拉唱片的海外业务关系开始破裂。他们拒绝续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到1983年春季，日本也不签了。皇后乐队与百代签署了上述三个地区，只有美国的合约还继续留在伊莱克特拉。莫库里尤其不满伊莱克特拉在《白热空间》上的处理（虽然年内泰勒还告诉采访者“《白热空间》这一张是选错了方向”）。私底下，主唱跟其他几位成员说他不会再为伊莱克特拉制作专辑了。吉姆·比奇开始谈判皇后乐队剩下的合约，同时谈的还有一份莫库里和英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bia）的一次性个人合同。10月，皇后乐队和百代在美国的子公司国会（capitol）唱片公司签约，并支付100万美元给伊莱克特拉作为解约金。

国会公司和皇后乐队合作的第一张有关联的专辑是一张迷你专辑，叫作《星星舰队项目》（star fleet project ），作者署名为“布莱恩·梅和朋友们”。封套上写着：“这不是皇后乐队的专辑，也不是个人专辑。这是一次特别行动。”该专辑源于5月份的一次录音，当时参与者有键盘手弗雷德·曼德尔、贝斯手菲尔·陈和鼓手艾伦·格拉泽（后面两位都来自美国摇滚乐队reo快速马车乐队 [5] ）。梅邀请的特别嘉宾是吉他手埃迪·范·海伦，他的同名乐队吸取了部分皇后乐队的前卫风格，主唱戴夫·李·罗斯和弗雷迪·莫库里一样擅长舞台造型。

《星星舰队项目》是布莱恩从儿子吉米喜爱的同名儿童动画片得到的灵感。专辑只收录了三首曲目：一首是这部动画片主题曲的摇滚版本，一首是梅的新歌《放我出去》（let out），还有一首是《布鲁斯破坏者》（bes breaker），所有参与者共同署名了这首内容繁复的作品，它是对约翰·梅耶尔在1966年的专辑《布鲁斯破坏者和埃里克·克莱普顿》（besbreakers with eric cpton ）的一次致敬；梅和埃迪·范·海伦，一个是家住伦敦费尔特姆的青涩少年，另一个则成长于大洋彼岸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但这是他们当年共同的必听专辑（“在录音室里绝对听不到这帮人说的两个词是：‘钢琴’和‘独奏’。”弗雷德·曼德尔笑着说）。梅强调，本来没打算把这张迷你专辑公开发行。但因为有皇后乐队的关系网络在，最后还是走了商业化的运作。《星星舰队项目》的销量普通，但它是一份给吉他爱好者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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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弗雷迪·莫库里的超级明星朋友则包括迈克尔·杰克逊，可惜二人短暂合作的作品并未在他们在世时正式发布过。那年春天，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恩西诺杰克逊家中的录音室，莫库里录制了三首曲子。杰克逊的《战栗》专辑是1982年年底发行的。作为同样混合了放克、流行和摇滚的专辑，《白热空间》遇到滑铁卢，而《战栗》却大获成功。还不到一年，它仅在美国就卖出超过两千九百万张。录音时莫库里的私人助理彼得·弗里斯通也在场，据他说，“弗雷迪很尊敬迈克尔”，他拼命抑制住烟瘾，不想破坏主人家里不吸烟的规矩。两人共同创作了三首歌曲，并打算改天完成制作。然后发生了什么？“好像我们俩处在同一频段的时间总是很短，不够把这些事情做完。”莫库里语焉不详地说。1987年的时候，弗雷迪的前任私人经理保罗·普伦特会向《太阳报》爆料，说杰克逊在休息室抓到莫库里卷着百元美钞吸可卡因，之后录音就取消。相应地，莫库里只是说他和杰克逊在《战栗》专辑出来后就渐行渐远：“他只是退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去了。我们曾经一起去俱乐部玩，很开心，但现在他不再迈出自己的堡垒，真令人难过。”

“这里面有一些故事，”2008年时，布莱恩·梅承认说，“反正我知道弗雷迪整体来说有点不开心，因为他和迈克尔做的一些东西被杰克逊兄弟拿过去了，把他排除在外。”一起录的三首歌，《生命的意义远不于此》（there t be ore to life than this）将出现在莫库里的首张个人专辑，而《胜利》（victory）和《震惊状态》（state of shock）两首则出现在杰克逊兄弟乐队 [6] 1984年的回归专辑《胜利》中。在《震惊状态》的发行版中，杰克逊找了米克·贾格尔作为合唱伙伴。 [7]

莫库里和杰克逊在美国合作，是因为当时他正在洛杉矶准备一张皇后乐队的专辑。起初是乐队接到了做第二张电影原声的请求：托尼·理查德森将约翰·欧文的成长小说《新罕布什尔旅馆》（the hotel new hapshire ）改编成了同名电影。莫库里和迪肯与理查德森见了一次面，同意了这个项目。后来，做这部电影原声的唯一作用是促成了皇后乐队的再次团聚。他们在唱片工厂录音室鼓捣了八个星期，然后理查德森透露说电影的预算可能不够买皇后乐队的原声，这个项目就被搁置了。莫库里原本为电影创作的歌曲《继续走过打开的窗口》（keep on passg the open s），将会收录进皇后乐队的下一张专辑——《作品》。

分别了十八个月后重逢，几个人的情感关系回暖，但工作时剑拔弩张的气氛依然和过去一样。据布莱恩·梅说，若不是皇后乐队和美国国会唱片签约，也难把莫库里再拉回录音室：“弗雷迪对伊莱克特拉造成的局面感到异常沮丧，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还愿不愿意再来做专辑。”但一到录音室，莫库里就进入了状态。“每张皇后乐队出品的专辑，我们都会写一大批歌曲，再把最好的选进去，”弗雷迪说，“比如，如果我写了五首歌，都比罗杰的一首歌好，我们就不会用他的这首歌。罗杰这次写了三四首歌，从我这里来看，还不够好。”莫库里吩咐泰勒再写更好的。据他所说，就是这样催生出了专辑的第一首单曲《收音机嘎嘎》（radio ga ga）。

这首歌的标题其实是个文字游戏。鼓手回忆说，因为孩子他妈多米尼克是法国人，三岁的儿子卢瑟·菲尼克斯有一天在爸妈打开收音机后说了一句“ca ca”（法语，泰勒说就是“从你屁股里拉出来的那东西”）。罗杰对当代广播电台的忧虑正好和这句童言对上了。

一开始，梅和泰勒一起创作这首歌，后来他们又分开，梅把他的想法运用到了另一首歌《机器（回归人性）》（aches [or back to huans]）里。泰勒回忆说，他和一台合成器、电子鼓在录音室里关了三天。“罗杰可能觉得，这不过是放到专辑里去的一首歌，”莫库里说，“但我马上感觉出歌曲中有某种东西——某种很棒、很强烈、很能传播的流行性。”就像年轻的弗雷德·保萨拉在听过一遍之后，就能在大学钢琴上弹出《四处走动》（i t around）和《平装书作家》（paperback writer）那样，莫库里在音乐上的天资开始发挥作用。据说，泰勒写完就甩手去滑雪了，走之前跟主唱说：“交给你随便处置。”心想广播电台应该不会播一首叫《收音机粑粑》的歌曲，于是乐队修改了歌曲的标题，但歌词里还是保留了这句童言。“你仔细听，我们唱的其实还是‘收音机粑粑’。”泰勒说。

《作品》专辑里使用了林（ln）牌电子鼓和合成器，是当时最新潮的技术。《机器（回归人性）》在歌词和音乐上都展现了“人与技术”的主题，歌曲中，传统的鼓声、电吉他声与电子鼓声、费尔莱特合成器的声音穿插抗衡。“我们都太在意新技术了，”罗杰·泰勒承认说，“八十年代的时候，随时都有新机器出来，六个月左右它们就过时了，只能当咖啡桌用。”

同时，新专辑有意识地与《白热空间》的放克和灵魂乐风格保持距离。“《又一个人倒下》让我们开始往那个方向走，但是我们走得太远了，”在一次电台采访中，泰勒说，“现在乐队里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也许布莱恩·梅的感触是最深的。他的新作《撕碎它》（tear it up）的歌词和歌名一样微妙，梅把上次巡演中现场演出《大屁股妞》时的即兴吉他连复段放进了这首歌里。另一支作品《一锤定音》是一首充满力量的重金属歌曲，探讨社会问题。歌词描绘出梅在孩提时期，对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产生过的核毁灭恐惧感。比较不同寻常的是，这次梅和莫库里共同署名了一首抒情歌曲《这就是我们创造的世界？》（is this the world we created？），弗雷迪在创作时将它设想为新的十年中堪比《一生挚爱》那样的歌曲。

“录音室里的弗雷迪充满创意和发散思维，”梅解释说，“但他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没有那么长。他的巅峰状态只在某个时段涌现，如果能抓到这个状态下的弗雷迪，做一个小时，他绝对是稀世珍宝。然后你会听他说，‘啊，亲爱的你看！我做完了。我得走啦。’你就知道弗雷迪魔法时刻结束了。”

莫库里自己贡献了三首歌。《继续走过打开的窗口》专为《新罕布什尔旅馆》电影定制，积极向上的歌词和强力的节奏驱动感，是八十年代中期的电影原声中常见的励志赞歌风格。《徘徊之人》（an on the prowl）本来是一首听过即忘的乡村摇滚，但结尾部分由弗雷德·曼德尔演奏的华彩钢琴是一大亮点。这是皇后乐队第一次允许其他音乐人进到录音室，做署名的演奏。“弗雷迪和我都弹了《徘徊之人》，”曼德尔说，“然后弗雷迪对我说：‘要不你接着后面弹吧，摇滚的那段。你弹得比我好。而且，他们都会以为是我弹的，亲爱的！’我无所谓，反正拿钱办事。”

主唱最精彩的创作留给了《艰难人生》（it&039;s a hard life），这是一首类似《爱情游戏》《绝代艳后》那样既恢宏壮丽又悠扬动听的歌曲。这首歌的开头根据鲁杰罗·莱翁卡瓦洛的歌剧《丑角》（pagliai ）中一首咏叹调改编而来 [8] 。“这是弗雷迪写过的最美的歌曲之一，”2003年，布莱恩·梅说，“它饱含着发自内心的情感。”梅与莫库里密切合作，两人并肩坐着“花费无数个小时，尽全力把这首歌曲做到最好”。不难看出梅对这首歌曲有多喜爱。莫库里不再吹嘘他的性能力（《持久力》），或是狂饮作乐的生活方式（《此刻别让我停下》），而是歌唱着他对真爱的渴望。莫库里从来不会这样承认，“但我相信，世界上几乎所有词曲作家在创作时都会表达自己的感受，”梅说，“所有的情感和想法都会悄无声息地蔓延其中，弗雷迪也不例外。”

弗雷德·曼德尔在《收音机嘎嘎》和《一锤定音》中都有演奏，不过在《作品》中，他最历久弥新的贡献在另一首歌曲上。皇后乐队里常年“鸵鸟”状态的约翰·迪肯，又下了一个金蛋。《我要挣脱一切》（“他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吗？”泰勒开玩笑说）有力地证明了弗雷德·曼德尔的话，“约翰·迪肯是皇后乐队的秘密武器”。就像《又一个人倒下》那样，他又写了一首再简单直白不过的流行歌曲。

迪肯一反常态，让弗雷德·曼德尔用合成器演奏这首歌的乐器独奏部分。“这么做多少有点问题，因为通常只有布莱恩才可以弹独奏部分，”曼德尔回忆道，“但是乐队出去吃晚饭了，所以我就动手了。我没多想，以前跟艾利斯·库柏乐队做专辑的时候也这么操作过。其实没什么大不了，但好像那时候大家觉得这事挺大的。”迪肯要求保留这部分合成器的独奏，后来真的留在了成曲中。几年后，曼德尔和艾尔顿·约翰一起巡演时，在一家乐器商店看到一台新的罗兰德合成器。“它有一个预置按钮，上面写着‘梅的吉他’。我才反应过来，罗兰德公司可能听了《我要挣脱一切》中的独奏，以为是布莱恩弹的吉他，没想到那其实是他们自己的产品做出来的，结果他们复制了这种声音，加到了新的合成器上。”

制作《作品》期间，乐队内部关系和《白热空间》那时一样令人担忧。“不过我们最后都会回到一点，就是乐队大过我们中任何一人，”梅解释说，“它比我们大部分人的婚姻还要持久。”梅的另一首重金属歌曲《我疯了》（i go crazy）被乐队拒绝加入专辑。“他们三个特别讨厌它，以演奏此曲为耻。”他承认说。这首歌最后成了《收音机嘎嘎》单曲的b面。三比一的情况下，梅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它不能放到《作品》里的决定。“内心深处，他们都是理智的人，”弗雷德·曼德尔补充说，“我觉得皇后乐队就像四个火枪手：无论如何都要为团体着想……”

有了马克当联合制作人，他们就不缺调解者了。“马克就像第二个罗伊·托马斯·贝克，”曼德尔说，“他在皇后乐队后半段职业生涯起到的作用，和罗伊在前半段的作用同样重要。马克和罗伊是工程师，是那种趴在录音室地上知道怎样接电线的人。不是每个制作人都有这种背景。他们既是技术人员，又有创造性的想法。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马克有能力达到皇后乐队的高要求。”

不过，有的时候，即使是马克也需要避难所。“去录音室的路上有一个脱衣酒吧，”他说，“后来变成我和约翰·迪肯的避难所，在那里我们能稍微得到一点安宁。”特别是莫库里，洛杉矶成了又一处他可以随心所欲玩耍的游乐场。“洛杉矶的同性恋圈子太不可思议了。”马克咯咯笑起来。在西好莱坞“男孩城”流连的放纵之夜，让莫库里遇到了一个外号叫“酒保文斯”的摩托车手。文斯搬进了莫库里在石头峡谷路租的豪宅，但他不肯放弃酒吧的工作，陪莫库里一起去皇后乐队下一轮巡演。破天荒第一次，竟然有人拒绝这个请求。从此在主唱的朋友圈子里，提到文斯，总是被称为“逃出魔爪的那位”。

“弗雷迪租的房子原来的住户是伊丽莎白·泰勒，”马克记得，“有一天，弗雷迪拿张桌子砸穿了玻璃门。”为了庆祝三十七岁生日，莫库里在石头峡谷路家里举办了聚会，整个宅邸被百合花覆盖，邀请的宾客有洛·史都华、艾尔顿·约翰等人。以莫库里过去的标准，这次派对算是比较低调的，但皇后乐队在洛杉矶的大肆开销又引出一些问题。“会计说他从来没见过谁像这样烧钱的，”马克笑着说，“他开始问：‘为什么你们只有八个人，要租十九辆车？’”

为了完成《作品》，皇后乐队及随行人员回归慕尼黑，回到了被梅称为“意乱情迷”的地方。“有一天我们到录音室，看到约翰在他的贝斯上留下一张字条，”梅回忆说，“就写了一句话：‘去巴厘了。’”贝斯手大概再也不能忍受，他逃去太平洋的海岛求清静。“他没有在贝斯上留纸条啦，”彼得·辛斯辩驳道，“对，他确实去了巴厘，是因为一些我不想说的个人原因。是我亲自送他上飞机和接他回来的。”“我们觉得ok，”梅继续说道，“因为我们都有崩溃的时候。约翰这个人的不可预知性很神奇：大多数时候他都安静腼腆，突然他就爆发了，你完全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

这时候，莫库里本来就复杂的情感生活变得更加复杂。1984年1月，他和现已过世的奥地利裔女演员、模特芭芭拉·瓦伦汀开始交往。金发碧眼的瓦伦汀曾是电影导演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的御用女主角之一。她比莫库里年长六岁，被誉为“德国的简·曼斯菲尔德 [9] ”。两人通过慕尼黑的夜店圈子认识。“芭芭拉和我之间的情感纽带，强过六年来任何一任情人跟我建立的关系，”莫库里在1985年曾这么说，“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跟她深入交谈，袒露自我，这很难得。”两人后来在慕尼黑俱乐部聚集中心地汉斯萨克斯大街合买了一套公寓。虽然莫库里和瓦伦汀睡到了一起，但他依然和维尼·基什伯格分分合合、纠缠不清。基什伯格一心不愿被富有的摇滚明星男友控制，经常折磨莫库里。

“维尼很粗犷，是弗雷迪喜欢的那种卡车司机一样的类型，”1996年，瓦伦汀说，“他们之间闹得很厉害，两人都会找些不合适的人好让对方吃醋。”但瓦伦汀与莫库里之间的关系也同样疯狂。他们的关系中包含着亲密而珍贵的友情，但作为慕尼黑夜店的常客，少不了互相怂恿对方放纵：喝更多的酒，嗑更多的药，打更多的炮。两人互相做，也和其他人做。有一次，莫库里在公寓里失去知觉，据说是因为摄入过量酒精和可卡因。他对这桩事故一点也不在意，继续沉溺其中。还要过一些时候，他才会发现自己健康状况的真相。

1月23日，皇后乐队发布《作品》的抢先体验单曲《收音机嘎嘎》，歌曲浸淫着罗杰·泰勒对音乐行业的失落和伤感。“它唱的是收音机曾经有过的辉煌。在没有电视机的年代，是它让我第一次听到了摇滚乐，”他说，“而今天看来，似乎摇滚乐的视觉效果已经变得比音乐本身更重要了。”

不过，泰勒的忧虑并没有妨碍皇后乐队为这支单曲也做了一部宣传视频。导演大卫·马莱特为《收音机嘎嘎》拍摄了一部让人过目难忘的视频，它使用了弗里茨·朗的科幻默片《大都市》的场景，皇后乐队四人坐在一辆颇有未来感的飞车中穿行在都市丛林。泰勒是这辆太空时代飞行器的驾驶员，但视频里的他有时候看起来像是在努力保持着严肃脸。他的身后，是一个看起来坐得不太舒服的梅，和一个同样不适应的迪肯，顶着他新烫的蓬蓬卷发。只有莫库里看起来很自在，像个贵妇一样浮夸地表演着，或许是因为喝了藏在车子里的伏特加兑汤力水，精神振奋。这部视频中最壮观的一幕在松木摄影棚 [10] 拍摄，皇后乐队召集组织了多达五百名粉丝俱乐部成员集体拍手。《魔力》杂志的大卫·托马斯后来写道：“看起来真是怪诞可怕，像是重现了莱尼·里芬斯塔尔电影里纳粹的夜间集会。”

滑稽的是，一首哀叹影像视觉超过广播听觉的歌曲，却是用大制作的视频进行宣传的，尽管这无可厚非地对它的传播或销售有利。《新音乐速递》迅速撰文批评视频里的军国主义形象，指责《收音机嘎嘎》是“嚣张的乱弹琴”。然而两周内这首单曲就在英国冲到了第二位。这么多年，看着三个队友为乐队写出那么多的火爆金曲，泰勒终于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首。

《作品》于2月1日发布。因为莫库里喜爱老派好莱坞风格，他请了摄影师乔治·赫雷尔来为乐队拍摄一张艺术手法美化的专辑封面。赫雷尔是业内资深人士，曾经为玛琳·黛德丽、玛丽莲·梦露和葛丽泰·嘉宝等人拍过照片。没多久，《作品》就追随着单曲《收音机嘎嘎》的攻势，冲到榜单第二位。一个月后，皇后乐队做了一次“现场表演”，这是继1982年之后的第一次。他们出现在意大利圣雷莫音乐节，同台的还有文化俱乐部乐队 [11] 等，通过电视转播对口形激情表演了《收音机嘎嘎》。私底下，乐队成员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最后导致梅和泰勒的争吵，用彼得·辛斯的话说叫“小分歧”。“布莱恩和罗杰经常斗嘴，”他说，“但从来不会像某些乐队那样上升到肢体冲突。我记不起在圣雷莫他们是吵什么了——好像是谁的酒店套间更大吧。”

《收音机嘎嘎》在意大利、比利时、德国、爱尔兰和瑞典都为皇后乐队拿到了榜首冠军。在美国，经受过《白热空间》的打击后，皇后乐队的运气似乎也有了好转的迹象。《滚石》杂志宣称《作品》是“一场没有劣质金属余味的硬摇滚盛宴”，但专辑却销售缓慢，最终仅达到第二十三位。《收音机嘎嘎》单曲稍微好些，在美国慢慢爬升到第十六位。但短暂的好景很快就会破灭。

“我们赔了100万美元才从华纳旗下的伊莱克特拉公司转到国会唱片，”布莱恩·梅说，“那是八十年代初，没多久国会唱片就陷入了美国独立唱片发行人受到腐败指控的争议中。国会断绝了和独立电台推广人的全部联系。作为还击，推广人们就直接报复在当时所有出唱片的艺人身上。他们很不高兴，于是停播了《收音机嘎嘎》。那一周它立刻石沉大海。”到达第十六名之后再五个星期，这首单曲已经滑落到第一百名边缘。

皇后乐队自己内部还有别的问题。“照顾弗雷迪的这个人，非常擅长管好弗雷迪的利益，却践踏着其他所有人的权益，”梅在2008年的采访说，“任何美国的新闻记者和推广人都被他轻蔑地对待，而这些人还以为是弗雷迪干的。我们一路巡演过来，弗雷迪失去了很多朋友，我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这种事。同时，电台的人也被告知，‘弗雷迪不想跟你聊’。”虽然在采访中，梅绝对不会指名道姓地说是谁，但这个人无疑就是莫库里的私人经理保罗·普伦特。普伦特的恶劣态度造成的后果让皇后乐队与美国广播网络的关系雪上加霜。“普伦特可以很能干，他确实为乐队争取过一些独家机会，”彼得·辛斯说，“但这个人也很难搞，很善变，而且有一种妄自尊大的错觉。”

然而，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4月，皇后乐队发布了《作品》专辑的第二首单曲《我要挣脱一切》。皇后乐队再次与导演大卫·马莱特合作，创造出一部名留青史、甚至可媲美《波西米亚狂想曲》的v。“拍摄绝大多数音乐宣传视频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不过是烦琐无趣的工作，”罗杰·泰勒说，“唯一让我们全程很享受而且笑得停不下来的就是拍《我要挣脱一切》的视频。”皇后乐队全员换上女装，扮成电视肥皂剧《加冕街》（ronation street ）中的造型，这个提议是罗杰当时的伴侣多米尼克提出来的。

皇后乐队的女版古怪家庭里，约翰·迪肯扮演一家之长老祖母；布莱恩·梅穿着丝绸睡裙和毛绒拖鞋，长发裹着发卷；罗杰·泰勒化身为一位赏心悦目到令人发指的金发小女生（泰勒：“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变装的样子也非常震惊呢”）；弗雷迪·莫库里则扮演失意的家庭主妇，造型可能是戏仿《加冕街》里俗气的酒吧女招待贝特·林奇，他穿着皮革的迷你裙，紧身粉色上衣，里面戴着一对假胸。弗雷迪还有额外的道具，他推着一个真空吸尘器在房子里转悠，其他三人看着他走来走去。笑点在于，莫库里穿女装时留着标志性的胡须，但在另一个场景中，他和从《春之祭》（the rite of sprg ）里借来的皇家芭蕾舞团成员一起表演时，却剃掉了胡须。

《我要挣脱一切》在英国轻松拿下第三名。在英国的《继续前进》喜剧电影和许多情景喜剧里，绅士们经常女装出镜，耳濡目染下英国观众对男扮女装早就习以为常。“希望人们能知道，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看得多么不可一世。”泰勒解释说。一直以认真正经形象示人的皇后乐队，突然风格大变，不过同时也抓住了让乐队保持鲜活的那种乖张和矛盾冲突。一位知情者解析说：“虽然在皇后乐队内部，他们常年互相吹毛求疵，但如果乐队外部有人这么做的话就等着倒霉吧。”

在美国的情况却截然不同。“美国人讨厌这个视频，”梅告诉《魔力》杂志的米克·沃尔，“美国大部分地区的人都很惊恐。他们就是没懂这个梗。对他们来说，男人打扮成女人简直不可思议，更别说还是一支摇滚乐队。美国的一些电视台拿到录影带的时候我在场，很多人都不愿意播放。看得出来他们很尴尬。”

“我是加拿大人，所以我能理解，”弗雷德·曼德尔笑着说，“对我来说，这就像是班尼·希尔 [12] 的喜剧，是典型的英式幽默。我乐意看到罗杰扮成一个女学生，还特别喜欢看弗雷迪做家务的样子。”尽管如此，强势的美国音乐频道tv还是没有播放此视频，《我要挣脱一切》在美国仅仅排到第四十五名。“美国中部的人觉得弗雷迪大概是同性恋，而这个地区的市场很重要，”百代的布莱恩·索撒尔说，“问题就在这里：在纽约或洛杉矶，你可以有艺术范儿，但你去堪萨斯试试。”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们拿自己开起了玩笑，”莫库里吐槽说，“但是美国这些人却说，‘我们的偶像居然穿裙子，他们在搞什么？’”“皇后乐队被要求重新拍《我要挣脱一切》的宣传视频，”彼得·辛斯说，“人们跟他们说：‘这个在美国行不通，你们能不能再拍一个表演视频？’他们回应：‘不能。’其实他们还是应该拍的，因为这个视频在美国害死他们了。”

辛斯陪同约翰·迪肯、罗杰·泰勒在全球做《作品》专辑宣传。“我们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地都有做宣传，通过电视或广播。他们好像也飞去纽约待了一周，在另一个城市做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但他们似乎并不想在美国做新闻发布会。当然了，人人都想采访弗雷迪，但是弗雷迪什么采访都不接。普伦特到处晃，说什么‘我让《收音机嘎嘎》和《我要挣脱一切》成了金曲’。皇后乐队对美国的态度是，去他妈的，没他们也一样。这其实挺奇怪的，因为他们刚和百代美国分公司签约。可能他们觉得百代会有什么魔法搞定吧。”

“弗雷迪不想回美国，去比我们以前演出场子小的地方，”2005年梅承认，“他只是说，‘我们先等等，总会再去巡演，到美国的大型体育场开演唱会的。’然而这成了众多不会再发生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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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春天，弗雷迪·莫库里回到慕尼黑，和马克一起完成了他的第一张个人单曲《坏人先生》（e frontier ）。据说鼓手在专辑中放弃了一些自己创作的歌曲，与新制作伙伴，高山录音室的常驻工程师大卫·理查兹合写了几首歌。

作为一个以无忧无虑、放浪不羁著称的摇滚明星，泰勒的新专辑听起来却非常低沉深刻。专辑里的歌曲内容涉及社会的反人道现象、核末日威胁，甚至还有一首叫作《消磨时光》（killg ti）的歌，描绘了一位百无聊赖的风流摇滚明星，在享乐中任由生命流逝。尽管专辑中翻唱了鲍勃·迪伦的《战争贩子》（ the street），整体曲风稍微柔和了些，但《陌生边疆》仍然是值得正视且严肃的一张专辑。它只进入了英国榜单前三十名。音乐媒体界的评价中，《声音》杂志下了一个比较直白但可能也算得上有道理的结论：“他能写歌，却不能像弗雷迪那样唱出来。”

更让泰勒笑不出来的事情，是接下来皇后乐队汇合拍下一首单曲《艰难人生》的宣传视频。这个视频在慕尼黑拍摄，莫库里招来了许多朋友和夜店熟人当临时演员，包括芭芭拉·瓦伦汀。视频的场景设置十分奢靡，像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婚宴现场加上《色情狂》（sex aniacs ）电影中的舞会。“我不喜欢。”有话直说的约翰·迪肯表示，不过贝斯手的出镜程度不高，相对比较能置身事外。其中有个场景，泰勒套着紧身裤，戴着古典褶皱圆领，看起来非常尴尬（“我试过叫他们把我的镜头剪掉。”他后来承认说）。另一个场景，可怜的布莱恩·梅举着一个骷髅头吉他摆着造型。

同时，莫库里穿了一件点缀着长羽毛和二十六只眼睛的夸张的鲜红连体紧身衣，造型仿照法国感伤情歌女歌手米斯廷盖特曾经的装扮。很不幸，按梅的说法，这套行头让他看起来就像“一只肉感的大虾”。他说，“那是我最喜欢的弗雷迪的歌之一，记得他说要穿这套服装的时候，我特别失望。” [13] 美国人可能同样不买账，《艰难人生》跌落榜单，在英国则拿到第六名。

另外，拍摄中最需要担心的还不是莫库里的滑稽服装。他在慕尼黑一家叫“纽约”的酒吧跟人起了冲突，导致右膝韧带受伤。“有个疯子踢了我，”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做出解释，“这可能意味着，我不得不减少一些精心编排过的华丽舞台动作了。”

莫库里打了一段时间的石膏。不过，当皇后乐队在他们熟悉的布鲁塞尔国家森林馆开始巡演时，他看起来已经好了。弗雷德·曼德尔和艾尔顿·约翰一起做演出去了，键盘手换成了布姆镇鼠乐队 [14] 的兼职键盘手斯派克·艾德尼，他是“水晶”泰勒在伦敦一家夜店偶遇后招募来的。艾德尼飞去慕尼黑与乐队见面，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清晨4点，我们还在糖棚俱乐部玩，”他说，“到6点，我们回到罗杰的酒店套房，继续在那儿豪饮香槟……”

“作品”巡回演出的舞台场景仿照弗里茨·朗的《大都会》设计，动用了皇后乐队迄今为止最宏大的照明设备，一条长长的延展台供弗雷迪走位摆造型，舞台背景是两个电影风格的巨大齿轮。考虑到1984年的数控技术还不够好，乐队决定用手摇发动机操作齿轮更保险，于是巡演工作人员晚上又多了一项工作。“作品”巡演地点有欧洲大陆、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备受争议的南非，就是没有美国。“傲慢占了上风，”彼得·辛斯试着解释，“是一种‘我们才不需要去美国巡演’的赌气。我知道盖瑞·史迪克斯很努力地请他们再考虑下。”

与“白热空间”时期巡演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这次的演奏曲目选了许多皇后乐队的传统重摇滚歌曲。以《机器（回归人性）》开场，然后是《撕碎它》，很快接《管好你妈妈》。一些现在已经显得久远的皇后乐队老歌，如《骗子》《大鼠王》《冰冷坚硬的疯狂》的片段联唱组合将会在演出一半的时候表演。在都柏林的演出中，莫库里忘了《一锤定音》的歌词，不过更多的时候，让他心烦的不是忘词，而是他声音的问题。医生怕他的声带结节毛病又复发了。莫库里却担心如果做手术切除，会对他的声音产生不良影响。

更糟心的事情是，弗雷迪的一些私生活被《太阳报》披露出来，爆料的是他从前的手下。“是弗雷迪以前的司机，被开除的，”彼得·辛斯叹息道，“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弗雷迪有时候超级强硬、无情、恶劣，但他又会放纵某些人，让人不禁想问，‘混蛋，弗雷迪，为啥啊？’”爆料故事写了好几版，公布的时间正好与皇后乐队在伦敦温布利体育馆做四晚演出、莫库里的三十八岁生日之际重合。爆料称弗雷迪每周在伏特加和可卡因上花费1000英镑。就算主唱心里真在意此事，表面上也看不出来。返场的时候，莫库里会戴着假发和假胸出现，和在《我要挣脱一切》视频里一样。他环顾四周，估摸着乐队里哪个人最不想被这对乳房蹭到，悄悄地向约翰·迪肯靠过去。假发加假胸成了此次巡演的保留节目。台下接受采访时，弗雷迪谨慎地回避着那些关于他是不是同性恋的问题。“如果是新人，当个同性恋还不错，”他对《流行音乐周刊》说，“但我要是这么说，人们多半会打着呵欠说：‘天呢，你看弗雷迪·莫库里，说自己是同性恋，因为现在时兴同性恋吧。’”

两周后在汉诺威，莫库里前段时间在慕尼黑酒吧里弄伤的那条腿出了状况。《一锤定音》表演到一半，他在走伸展台楼梯的时候腿伤复发。“我做了错误的动作，跌倒在聚光灯下，他们还以为这是表演的一部分，”他后来说，“我站都站不起来了。”莫库里被抬到钢琴椅子上，又唱了两首歌，表演提前结束。他开玩笑说“我现在老啦，摇滚不动了”。

9月，继布莱恩·梅和罗杰·泰勒艰难地开发自己的个人项目之后，莫库里也发布了处女个人单曲《爱伤人》，由莫库里和莫德共同作曲，作为《大都会》重制版的原声。有趣的是，后来发现其实梅、泰勒，甚至迪肯都参与了歌曲的演奏，让人不禁推测它可能原本就是从皇后乐队里出来的。但歌曲中那强劲的舞曲节奏、虽男性化但仍然骚气的背景和声，让成品听起来更像是不受束缚、肆意发挥的莫库里的创作，而不是典型的皇后乐队风格。 [15] 《爱伤人》打破了皇后乐队成员做个人项目遇到的颓势，榜单上到第十名。皇后乐队的新单曲《一锤定音》同时期发布，排在第十三位。巡演的舞台上，莫库里开始告诉观众，皇后乐队并没有要解散的意思。一个月后，乐队造访南非，回来之后有人觉得他们还不如散了好。

10月5日，皇后乐队在太阳城举办首场演出。太阳城是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个豪华酒店及赌场度假区，他们将在这里连续演出数晚。太阳城区域被视为“只准白人进入的拉斯维加斯”，是种族隔离制度的象征地。早在1957年，反对种族隔离运动出现之前，英国音乐家工会就告诫会员不要在南非进行演出。皇后乐队另有想法。“我们考虑过社会道德问题，但这就是我们决定要做的事情，”布莱恩·梅在“作品”巡演启程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是不谈政治的乐队，不带任何政治意图，我们不过是为所有来听音乐的人表演。”皇后乐队在太阳城演出的附带条件之一，是要求面向多样化的观众。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发言人后来坚持说：“去听他们演唱会的绝大多数都是白人。”

演出的场地是太阳城中六千两百座的超级碗剧场 [16] 。座位票太抢手，很快又出售一千张站票。但是，好景不长，莫库里的声音又出问题了。第三场演出中，挣扎着唱完《压力之下》后，他的声音完全哑了，当晚提前结束。医生专程飞来诊治，给莫库里注射了类固醇药物，并嘱咐他进行休息，接下来的两场演出也取消了。莫库里和维尼·基什伯格窝在酒店套房养病，等着重回演出的这段空档，布莱恩·梅被邀请去索韦托出席“黑色非洲”颁奖典礼。同时间，他们决定通过百代南非公司发行一张皇后乐队现场专辑，将其版权收入都捐赠给当地一所聋哑儿童学校。然而，这些做法没有改变反种族隔离群体对乐队的看法，他们抗议南非政府利用皇后乐队的到访作为政治资本，认为他们去演出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对这种政权的支持。在英国本土，皇后乐队遭到媒体的集体炮轰，他们的宿敌《新音乐速递》誓要和这支去了南非、在《收音机嘎嘎》视频里拍摄了“邪恶的法西斯场景”的乐队划清界限。

从某个层面上说，皇后乐队决意去南非演出又是一个他们故意反其道而行之的例子。到今天，依然有说法是他们到访南非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被告知不准去 ，而且他们坚持想要不分地域地为所有人表演音乐。布莱恩·梅在音乐家工会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强调乐队是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但仍然维护乐队的这种做法。“至少他们大体上的回应是：‘感谢你前来，现在我们理解你们南非之行的目的了。’”他说，“但他们还是照罚不误，因为我们违反了规定。” [17]

一年后，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乐队里的“小史蒂夫”，史蒂夫·范·赞特成立了“音乐家反种族隔离联盟”。他们出了一首单曲《［决不会去演出的］太阳城》（[a&039;t gonna py no] sun city），批评那些去过的明星，例如洛·史都华，1985年1月，他步皇后乐队的后尘也去了太阳城。“我相信因为此事，很多人仍然认为我们是法西斯分子，”梅对《q》杂志坦陈，“不好意思，对此我无能为力。我们的良心都还清白。”

这一年的结尾，收录1981年加拿大蒙特利尔演唱会的《我们会震撼你》演唱会实录发行，并发布一首贺岁单曲《感谢上帝，圣诞终于来了》（thank god it&039;s christas），似乎是对过去这不顺的一年的总结。饶是如此，好像除了那些忠实的皇后乐队粉丝，想买这支单曲的人寥寥无几。圣诞节来临的时候，这首歌已经跌出前二十名。这个时候，1984年的圣诞大热单曲是“乐队援助”（band aid）项目中群星演唱的《他们是否知道圣诞已至？》。有感于电视中铺天盖地的关于埃塞俄比亚饥荒的新闻报道，布姆镇鼠乐队的鲍勃·格尔多夫和超级噪音乐队 [18] 的米吉·厄尔召集了男孩乔治、u2乐队的波诺、菲尔·柯林斯和斯汀等歌手，组成慈善巨星团，录制了这首歌曲，为救助受灾家庭进行筹款。

“我们是很愿意参加‘乐队援助’唱片录制的，”莫库里说，“但我人在德国的时候才听说这件事。”有人难免会犯嘀咕，是不是因为太阳城事件，皇后乐队被故意排除在外。莫库里呢，他明知道“乐队援助”里面有三十多岁的菲尔·柯林斯，也有来自同时代的现状乐队的一半成员，但是他跳出来说了一句近来经常讲的玩笑话。“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算上我，”他假惺惺地说，“毕竟我年龄有点大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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