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我的量刑指南（1/2）

我必须让自己“装甲化”。只有给自己穿上刀枪不入的“铠甲”，才能不被美国司法部这台凶险的机器碾碎。下一次我与美国司法部在“谈判桌”上相见时，要使自己尽可能地具有一些抵抗力。是的，从今以后，我就得用这种视角去看问题。每个人都在打自己的一手牌，都希望赢得牌局，但是如果遇到下述情形，如何能够保持赢牌的信心呢？莉兹在我被逮捕后就收走了我的工作设备（电话、电脑等）。她刚刚对我说，自从我们上次见面后，阿尔斯通就把我从员工信息系统名单中清除了，我再也收不到企业的邮件，平板电脑不能连接网络、登录邮箱，工作电话的付费套餐也被中止。企业切断和我的联系，在他们看来，这是必然的。无论我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我都是他们要尽快摆脱的一个对象。

我只能等待，但等待简直要把我摧毁。就像突然间我已不在人世，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器官被取走。22年兢兢业业的辛勤工作瞬间化为乌有。我必须尽快冷静下来，因为我必须做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是否和检察官谈判。他们约定5月5日和我会面，即我被关押3个星期后。他们肯定认为，我被“腌制”得差不多了，已经可以“食用”。斯坦给我陈述了这个过程中的关键要点。我把他的话一字一句地记在了一个a4打印纸大小的记事本上，这个本子记录了我被关进监狱后每天发生的大事小情，如食堂的菜单、狱警的呵斥，以及其他囚犯给我讲述的故事。当然，我也记下了被羁押以来审判过程的所有环节。以下是斯坦那天对我说的话：

“检察官可能会给您提出‘辩诉交易’ [1] 。说白了，这是一次保密谈话，相当于预先谈判。他们会向您出示一些他们收集到的对您不利的证据，迫使您认罪。这样，就可以省去组织庭审的麻烦。当然，这也便于他们对阿尔斯通高层施加压力，好让他们也能尽快认罪，配合调查。阿尔斯通要为此支付一笔巨额罚款。”

“那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如果您认罪，他们就能坐实其他几个被起诉的管理层成员的罪名，作为交换，您的刑期会减少一些。您现在被控有10项罪名，如果双方谈判顺利，您就可能只是被控1项简单的腐败同谋罪。您就会像罗斯柴尔德一样最多被判5年，当然这是在一切进展顺利，而且法官认可您认罪事实的情况下。”

“如果我拒绝呢？”

“我不建议您这么做。他们手上有两张‘王牌’，即他们的两位证人。第一位是谢拉菲，他已经对检察官和盘托出。他指控您对其向印度尼西亚议员行贿一事知情。第二位是罗斯柴尔德，他也表达了类似的内容。而谢拉菲和罗斯柴尔德都和检察官达成了协议。”

“说到这儿，您认为他们的证词有价值吗？”

“我认为这足以说服法官。如果您一定要打这个官司，您就是在用您的未来玩‘俄罗斯轮盘赌’。”

“也许，但是这两位证人的手上并没有任何针对我的实质性证据。他们在起诉书中提到的那些邮件并没有直接指向我。如果真的打起官司来，我或许有一线生机。”

“问题就是那些邮件，检察官昨天给我们寄了您的全部卷宗，共有11张光盘，少说也有150万件物证。里面主要是阿尔斯通高层近14年的往来邮件，还有联邦调查局以‘内部渗透’的方式录下的一些音频资料。检察官说在录音中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但我们不知道里面具体录下了什么。”

“那就需要律师好好分析一下！在我看来，这是当前律师首先要解决的事！”

斯坦突然变得很愤怒：

“我不知道您是否想象得到这意味着多大的工作量！简直是天文数字！150万件！这至少需要耗时3年、耗资几百万美元才能做到。”

一张精心布置的罗网正在收口，这的确令人生畏。而且无论布局的人怎么做，他都会成为赢家。简而言之，如果想被释放，我就得认罪。否则，我就要做好准备，在审判前长时间被羁押在看守所。我的狱友说的没错，无论你的初衷是什么，检察官最终都会逼你坐到谈判桌前。

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5月5日就要到了。估量、计算、权衡利弊，各种思绪像旋转木马一样，在我脑海里一圈又一圈地飞速旋转着。

决定命运的一天来了，监狱条例使我重新回到现实中。我又一次如同服苦役一样，手脚戴着锁链，同另外11名嫌疑犯一起被塞进一辆押送车，送往纽黑文法院，检察官正在那里等着给我提出“辩诉交易”。

我进入法院，看到了斯坦和莉兹，他们身边还站着曾两次严厉拒绝我的保释请求的康涅狄格州检察官诺维克。在他身边，还有一位我从来没有见过，也祈祷永远不要和他打交道的检察官——丹尼尔·卡恩。他是美国司法部反腐办公室的联邦检察官，此次专程从华盛顿赶来。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专攻美国反海外贪腐犯罪的检察官年轻有为、雄心勃勃、精明能干，以打击白领犯罪而著称。他甚至得过美国最佳副检察官奖。

在纽黑文法院大厅里，卡恩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在投影屏上展示了当前法院掌握的证据。主要有4件——我都是第一次看到的——2005—2009年我们的中间人谢拉菲的一个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里面有一笔是向那位印度尼西亚议员亲信的账户转入28万美元。在他看来，这就是贪腐的铁证，不管怎么说，只要我坚持打官司，谢拉菲就会出庭做证。鉴于谢拉菲和那位议员多年来的商务往来（谢拉菲说，他们甚至合伙在印度尼西亚投资了几家企业），这些转账记录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奇怪之处。怎么能说它们与塔拉罕项目的合同一定有关联呢？就算它们和此事真的有关联，我也没有从谢拉菲或者别人那里听说过，更不知道这笔转账的具体金额。但是，我宁愿保持沉默，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就像莉兹在开始前向我极力建议的那样：

“无论发生了什么，您都不要做出回应。即使他们尝试动摇您，您连眉头都不要皱一下。”

我严阵以待。卡恩说的每句话都让我感觉到，我像是一只被胶水粘住的可怜苍蝇，无论怎么挣扎，都会不可避免地越粘越紧。在卡恩和诺维克的报告中，我被定义为“链条中的一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要顺藤摸瓜，按照涉罪的不同级别，一直追踪到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柏珂龙。我们的谈话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两位法官没有向我提出任何问题，对他们来说，今天展示一下“肌肉”就够了。球在我这里，要由我来决定要不要踢出去，但我不能拖延很长时间。因为就像谈话开始前斯坦对我说的那样，时间就是我最大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