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治医生——岗位一（1/2）

当实习医生的时候，你觉得主治医生是聪明绝顶且绝对正确的——有点儿像上帝本尊，或者像是谷歌，你尽可能不用自己的蠢笨无知去打扰他们。成了住院医生后，只要你陷入困境，或者急需解答，你都可以给他们打电话，主治医生就像是你的安全网，和你只有一通电话的距离，随时准备着提供明智的建议。紧接着，在反应过来之前，你自己成了主治医生。

在妇产科，升任主治医生意味着你现在基本就是门诊医生中最资深的一位，每次查房时也得你带队。现在大家改口叫你凯先生——而不再是凯医生，让人感觉之前10年在医学院的学习好像一下作废了似的。你还得带学生，得负责最有难度的手术。重中之重是，现在产房归你管了。当然，发生一级戒备的情况时，你甚至还能调用副主任医生和主任医生，但大多数情况下，你得孤军奋战，同时确保十几个母亲和孩子能活着走出产房。这个妈妈得剖腹产，那两个要辅助分娩，另一个正在大出血！突然，你成了流程操控专家。你感觉自己好像时刻生活在一场逻辑游戏之中：有一条船、一只狐狸、一只鸡和一包稻谷，到底该怎么过河？唯一的区别在于我手头有好多只鸡，每只都下了三个蛋，而且船还是用糖做成的。

听起来很恐怖对不对——没错，日子有时就是这么恐怖。但从升任主治医生的那天起，我就感到自己脚下像按了弹簧，干劲儿十足。除了拿到医生资格证书的时候，我的人生中还没有过这么充满希望的阶段，简直都要给自己买点儿庆祝烟花了。原因在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距离主任医生的高峰，目前已经攀登完了一半的路程，很快我就能开始享受无所事事的周三下午了。不仅仅高级职称看起来更有盼头了，我甚至能想象出自己成为主任医生的样子，或许还能干得不错呢。从这一刻起，工作和生活终于回到正轨，就好像我一直在读地图，这会儿才发现自己其实把地图拿反了。第一次，我的人生和那些不从事医生行业的朋友比起来，也显得不那么惨了。我有了一栋房子，有了辆（较）新的车，还有一段（马马虎虎）稳定的感情关系。我很知足了，倒不至于沾沾自喜或者特别满意，只是和曾经那些凡事都感到不顺的日子相比，现在的生活反差太大了。

我意识到大多数同事并没这么走运，尤其是在家庭生活层面。只是拥有了对方超人般的宽容和理解，我的情感关系才得以继续下去。大多数医生通常谈一年多恋爱就要分手——裂痕总是在他们和恋人之间早早出现，就像某种古怪的早衰综合征。

医生超长的工作时间同样无助于维护稳定的恋爱关系。经历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长达四五年的静脉注射式洗脑后，早来、晚走、替同事值班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不当医生的人总觉得，到底是晚上10点回家还是8点回家，你自己总是有一定选择权的。但说真的，医生面对的唯一选择就是：要么整惨自己，要么整惨病人——前者很让人不爽，但后者可能是人命关天的，所以相当于无路可选。医疗体系的职工少得可怜，除非那些真的是万事太平的日子，否则医生都要自愿在合同时间外进行慈善性加班，才可能把活儿干完。医生可能置病人安危于不顾就甩手下班吗？显然不能。当然了，医生也不是唯一需要加班的职业，律师啊、银行职员啊加班也很辛苦，但至少每周他们都能变身成“周末战士”，解开长发，释放天性，连续48小时不间断地沉溺在享乐主义的盛宴之中。可医生呢，通常周末的时候我们得上班。

上班时间长还不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旦回到家，你就会变成所有人都不想靠近的那种人。你筋疲力尽，经历过倍感压力的一天后极其脆弱，甚至不想加入恋人下班后八卦同事、老板的正常对话。他们谈起工作中的一些烦人事，可你脑子里只是想着：呵，恐怕你上班的时候不需要天天面对生死问题吧，除非你是高空走钢索的表演者、消防员或者汉堡王汽车餐厅的服务员。这时候你就会条件反射式地怼回去，绘声绘色讲起自己这一天都经历了什么。你的潜意识为自己做出了决定：要么在下班后不关掉工作中那些让人痛苦的东西，让自己在休息时也不得安宁；要么练就一身厚重的情感外皮，让自己对这些烂事都刀枪不入。但很显然，在后一种情况下，你就无法扮演一名合格的伴侣了。

我有几个同事这时候已经有了孩子，总处于育儿的炼狱之中，当医生，就意味着你得给自己的情感教科书里加入“内疚”一项，而且永世不得翻身。我没有孩子，但能明白同事们每天只能打电话跟孩子说晚安，而不是一边读着《咕噜牛》一边哄孩子进被窝的那种痛苦。而且很多时候，他们根本来不及打电话，因为产房总是一片混乱。我有个朋友在普通外科工作，有一次他甚至没法儿去给自己的儿子做急诊手术，只是因为他当时正在给别人家的儿子做非急诊手术并且没人能替他的班。

成为主任医生后我发现，一旦你在工作上能够更好地运筹帷幄，你在现实生活中处理安排事物的能力会变得更差。有一小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成了那个打破魔咒的男人——我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就像转盘子的杂技演员，现在唯一需要担心的事情就是千万不要把其中哪只盘子打碎了……

2007年8月16日，星期四

一个可怕的故事。病人gl的脑袋里可能一半是各种养生食谱，另一半是母婴网站上的广告，在生产前她宣布要把自己的胎盘吃掉。助产士和我都假装没听到，一是因为我俩确实不知道医院在这方面是怎么规定的，二是这件事实在太反人类了。为了让整件事听起来更有据可循，gl管它叫作“胎盘可食主义”，可我们才不信那一套——把任何事称为“主义” (1) ，都能让它听起来更正经一些，医生可不吃这套。

她跟我们解释道，对于其他哺乳动物来说，吃胎盘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么说也没能让人觉得好受一些——毕竟我们不会让其他哺乳动物来操纵议会或者开公共汽车，同样我们也不会把它们做的一些事合法化，比如操家具或者吃掉幼子（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幼子可食主义”）。

为了转移话题，我开始全神贯注用产钳夹住婴儿的头，把他弄了出来。过程很顺利，孩子也很健康——好吧，至少在他回家接受家庭教育，然后全裸着在帐篷里度假之前，他还是挺健康的。几分钟之后，当我正准备取出胎盘并和gl展开尴尬的对话时，我发现她正捧着个肾形盘，往嘴里塞着血块。

“这不是胎盘吗？”她问道，嘴角还往下淌着血，像是在出演恶心的德古拉吸血鬼或者甜饼怪一样。我解释说，那只是我接生完还没来得及处理的一些血块。她面如土色，随后脸色发青。很显然，血块可不是她想象中的产后可口小零食。她捧着肾形盘，吐在了盘子里面、外面和四周。哦，说错了，她经历了“呕吐主义”。

2007年9月19日，星期三

我接到了行政部大学生学习中心主管的邮件：

亲爱的亚当：

对于你一直以来对大学生授课的支持，我们表示衷心地感谢。但未来再给大学四年级学生发邮件讲述相关课程时，请记住，“大学生学习中心”的正确名称是“大学生学习中心”，而不是“早教中心”。

2007年10月2日，星期二

在产房里忙了一天，下班时我才有时间到储物柜里看一眼手机。上面显示有7个未接来电，还有一堆语音留言，都来自西蒙，还都是今天一早发的。按“回拨”键之前我犹豫了一下——内心深处我知道，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直接和验尸官对话。结果发现原来西蒙把手机放在裤兜里，电话被误拨出去了。这个小杂种。

2007年10月24日，星期三

今晚产房一片平静，所以我躲回休息室，一边躺着一边刷脸书。有人发了个“人生目标清单测试”，上面大概有100个选项，你可以勾掉那些已经实现的事情。去过中国的万里长城吗？骑过鸵鸟吗？在拉斯维加斯巴瑞·曼尼洛的私人游泳池被他的保安袭击过吗？好像我哪样也没实现过。所以我关掉页面，查了查邮件，之后自慰了一下 (2) 。

正弄到一半，“夺命小哔哔” (3) 响了。套上手术服，我冲回产房——一位母亲正用尽全力把孩子往外生，产前胎心宫缩图看起来很不妙。进门不到一分钟时间里，我就用产钳把孩子接生出来了，母子平安，所以说姜还是老的辣。我现在能在人生清单里勾掉“勃起时接生婴儿”这一项了。

2007年11月1日，星期四

我刚刚开始急诊剖腹产手术还没一会儿，住院医生突然冲进手术室，告诉我隔壁房间病人出现了胎心异常的情况，可能需要器械辅助接生。副主任医生这会儿正在大手术室进行一场复杂的妇科急诊手术，前来报信的这位住院医生只是个在我们这儿轮岗6个月的全科大夫，所以只能靠我自己了。我让她用手机去给产前胎心宫缩图拍张照片，这样就能知道情况有多紧急，好赶快制定个治疗方案出来。

她再回来时，我已经完成接生，准备缝合子宫。照片显示的情况比住院医生描述的还严重，可我这儿还得至少缝15分钟才能完事。我再缝一针，给子宫止住血，然后让擦手护士把一大块湿海绵放在病人敞开的肚皮上（她看起来就像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天线宝宝），道了个歉，就赶快跑去给另一个孩子做产钳接生了。

我都还没来得及把产钳从婴儿头上拿下来，隔壁手术室的急救信号灯就开始鸣叫起来。又是个坏消息，这回得用吸引器接生，还得妥善处理好产后大出血。

再回到第一间手术室给病人做最后缝合时，已经是一个半小时之后了，等这台手术最终搞定，也到了和早班主治医生接班的时候。我给他讲了自己这一夜的超级英雄故事，期待着他会为我喝彩，也许还会奉承说这家医院应该以我的名字命名什么的，结果他只是令人失望地说了一句：“是啊，有时候是会这样。”就好像我刚跟他说有家咖啡馆的葡萄干面包被卖光了一样。

2007年11月5日，星期一

产前门诊的一位病人跟我说，因为压力大，她现在每天早上都要服用多萝西。谁是多萝西？是她每天都要护送到街角小店买东西的姨妈吗？她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我振奋，就好像雇了条心理健康援助犬一样。她告诉我，多萝西是对氯胺酮 (4) 的昵称。

“真能有效抗压吗？”我问——而且我是真的对答案很感兴趣。

2007年11月12日，星期一

今天，所有外科工作人员都被召集到早教中心听关于患者安全的讲座。上周，一位病人完全健康的左肾被切除，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已经完全衰竭的右肾。

我们被告知，在过去3年中，这个国家的神经外科医生曾有15次在病人颅脑没问题的一边钻了洞。整整15次啊，他们拿百得家用钻头顶着你的脑袋，却分不清左和右。原来总说“脑部手术是最难的”，看来这个说法得变变了。

医院急切希望类似左右肾大错乱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虽然对那个可怜的病人来说，一切已经太晚了，估计这会儿他的骨灰已经撒在河流错误的一边了。

结果，医院新规中加入了这样的条款：任何准备进手术室的病人，都要相应在左腿或者右腿上用记号笔画上大箭头。我举手提问道：假如病人没问题的一边腿上已经有了大箭头文身，那该怎么办呢？大家发出礼貌性笑声，结果主任骂我是个操蛋的小丑。

2007年11月13日，星期二

收到了临床管理主任维恩先生的邮件，他建议说，假如病人在任何一条腿上有箭头文身，那就用医用胶带盖住，再用记号笔在有问题的腿上画上箭头。这点现在会被正式纳入医院新规，感谢我对医院建设做出的宝贵贡献。

2008年1月8日，星期二

人们现在变胖的速度简直比关门前老头儿老太太骑电动代步车到格雷格饼店抢货的速度还要快。今天，我们产房不得不换了新手术台，因为不久前买的那个“超重手术台”，上个月差点儿被一位女士压塌了。

我意识到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但怎么说呢，假如你的体型大到医院必须为你专门订购医疗器械的程度，可能你就会有所觉悟，开始考虑“卸卸货”吧。

这个新手术台四周有巨大的护栏，是为了防止病人“溢出”，这让我想起了圣诞节时奶奶准备的那种随意伸缩的桌子，能安顿下所有酥皮小点心。我意识到这张桌子可能容纳卡蒂萨克号帆船都绰绰有余——因为10个男人用上升降设备，花了整整2个小时才把它弄进手术室。医院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可能就是某天剖腹产进行到一半，这张桌子突然掉到楼下皮肤科去，而且还砸死了好几个医生。

2008年1月19日，星期六

今天我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彻底爆发了——在本该休息的周六，我决定去上班。“如果你是有外遇了，直接告诉我就行。”h冷冷地对我说。

我昨天刚做完自己第一台全子宫切除手术与双侧输卵管及卵巢切除术 (5) 手术，急切地想知道病人情况如何了。今天早上，每次手机一振动，我就以为是周末值班的同事在联系我，告诉我病人的伤口爆开了、我刺穿了她的肠子、切断了输尿管或者导致她严重内出血去世了。得亲眼看一看，我才不至于发疯。

很显然，病人安然无恙，而且我同事弗雷德已经给她进行过全面检查了。当时我突然觉得很内疚——要是弗雷德觉得我不信任他就糟了（我根本没这么想），于是我自认为敏捷地迅速撤离了病房，结果却在出门时撞在了他身上。我只能假装自己“只是路过”，顺便来看看病人的情况。

“我不怪你。”弗雷德耸耸肩，然后告诉我他进行手术的第一位妇科病人就是死在了医院里。当时他发狂般监视着她的情况，还为她准备了一丝不苟的预后计划。结果呢，就在准备出院当天，她在吃鸡蛋芹菜三明治时被噎死了。

我现在开始认真考虑病人出院前是否要让她彻底禁食了，以防万一嘛。在“只是路过”后，我开始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漫漫回家路，路上禁不住想起出门前h对我说过的话。说实话，就算想出轨，我现在真是累到连裤子拉链都懒得解开了。

2008年2月26日，星期二

准备给病人fr进行宫腔镜检查 (6) ，在给她讲解检查流程时，她问我：“最坏会出现什么结果？”病人总爱这么问，我特别不爱聊这个，因为很显然，最坏的情况就是她们会死掉呗。对她还有所有其他这样问的病人来说，死亡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可一旦她们这样问出口，我就感觉自己变成了手持镰刀的死神收割者一样。

过去几个月里，一旦有人问“最坏会出现什么结果”，我就会回答“世界会爆炸”。这么做通常会让病人意识到她们过于疑神疑鬼了，还能让手术室里的气氛缓和一些。而且这也不算是说谎——总有一天世界末日会到来的，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产房里做手术了。

没想到fr是个热忱的末日派信徒，她很确定这个世界将在5年内毁灭，还邀请我下周到布里克斯顿学院听大卫·艾克 (7) 的讲座。我可能真的会去呢——最坏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2008年2月29日，星期五

在一些很特殊的情况下，病人会选择把很特殊的东西塞进自己的阴道或者直肠里。圣诞节的时候我就见识过了一只塞住的玩具小仙女（“这个你还要吗？”“当然了，洗一洗她就又漂漂亮亮的了。”）、一个因为对槲寄生过敏而肿大到令人作呕的阴户，以及一位把圣诞灯泡塞到自己阴道后点亮导致轻微烧伤的病人（她把“我在身上缠绕圣诞灯泡”这句话的含义推到了一个新高度）。今年是我当医生后碰到的第一个闰年，果不其然，大英帝国送给了我一份非常、非常特殊的礼物。

事情是这样的。病人jb决定不顾传统，向她的男朋友求婚——于是她不嫌麻烦地买了订婚戒指，把戒指塞进了健达奇趣蛋里，还发挥想象力，把奇趣蛋塞进了阴道。她原本是这样计划的：先挑逗男友干点手指活儿，等他发现并把蛋取出来，就单膝跪地向他求婚（如果事情进展顺利，也有可能是他单膝跪地）。每个步骤听起来都那么出乎意料、恶心和——我猜——浪漫。不幸的是，男友并没有按照计划把蛋取出来，蛋自己纵深滚了进去，任他俩怎么摇晃身体，也不能让这只母鹅下出金蛋。令人惊讶的是，她此时还想着要保守秘密，坚决不肯告诉男友她为什么要把东西塞到自己身体里，但最后，俩人发现这件事只有医院能解决，于是我们就在三号诊室里碰面了。手术很简单，只用平时拿来夹海绵的产钳就取出来了。

到这个时候，关于蛋里究竟藏着什么，她连我也没有告诉。所以当她让男友把蛋打开看看时，我们俩都非常困惑。我给了他一副乳胶手套，摧毁了这场事故中仅存的一丝浪漫。她脱口而出准备许久的问题，他回答说他愿意。我觉得他可能是吓坏了，或者心里很恐惧，拒绝的话，不知道一个用奇趣蛋做出这种事情的女人会对自己做些什么。我不禁浮想联翩：婚礼上，伴郎会把婚戒放在哪儿呢？

2008年3月17日，星期一

我不知道是谁觉得我们初级医生这么闲，居然有时间做全科室的年度总结，但这周就要开总结大会了，所以这会儿我在值完夜班后坐在休息室里，一篇篇查看去年的科室病例，那种绝望的心情，好比嫁给了没有小弟弟的克里夫特先生的查泰莱夫人。

收集阿普伽新生儿评分 (8) 的官方总结数据时我有了意外发现，于是顺手做了份报告。

引言

我们科室平均每年接生2500名婴儿，其中大约750人是通过剖腹产手术来到这个世界的。每次手术后医生都要手写病例，这相当于是病人生产过程的一份法律证明。

方法

我查看了382份剖腹产手术病例，大概是从2007年1月到6月之间进行的手术总量。

结果